美军情报人员正在进行情报分析。
2003年3月11日，美军历史上首位专门负责情报的副防长史蒂芬·坎博恩宣誓就职，至今这个被外界称为美军“情报沙皇”的新职位已步入“本命年”。12年来，五角大楼的这第五个副部长位置，在坎博恩及其历位继任者的努力下，从制度、政策、资源、行动等多个方面“下猛药、出重拳”，使美军情报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一枚硬币总有两面，五角大楼设立情报副防长，客观上也加剧了美军“情报沙皇”与国家“情报沙皇”（国家情报总监），即国防部与情报界，在资源和权力上的争夺，给美国情报界的融合发展带来了诸多障碍。
军事层面：
情报转型成绩“斐然”
首先，军事情报资源得到了有力整合。在本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掌管美军庞大情报力量的最高官员仅是一名身负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等多项管理职责的助理国防部长，他根本无心更无力担负起这一重担。自2003年设立以来，专责情报的副防长通过改组、合并类似机构（如将原来分散在各军种、各机构的人力情报力量合并组建国防人力情报署），改革情报预算管理（将原来的联合军事情报计划、战术情报及相关活动计划合并为军事情报计划），发布《国防情报战略》及配套的各种计划、规划、路线图等多项措施，有效改变了美军情报官僚机构之间缺乏中央协调、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
其次，情报工作重点得到了适应性调整。自设立至今，负责情报的副防长依据美军“国防情报审查”的要求，不断对情报工作的发展重点做出适应性调整，以应对“9·11”事件后美国所面临的新的安全挑战。十多年来，在该职位的领导下，美军情报工作的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提高“五大能力”上，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五大能力包括：随时掌控全球事件进展的持久监视能力；为美军部队重组和态势调整预留反应时间的战略预警能力；与军事转型相匹配的，具有高度灵活性、适应性的网络拓扑式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通过三军共享的回馈式通信线路，将前进部署的情报搜集平台所搜集的数据传送给作战部队和情报分析机构的情报回馈能力；综合利用国家、战区、战术及民间各种人力情报、技术侦察情报的“水平融合”能力。
第三是反恐作战情报支援能力得到了提升。设立伊始，负责情报的副防长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支援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遂行的反恐军事行动。在其领导下，美军迅速从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多支“国家情报支援小组”开赴战场，为战区美军部队提供“一站式”的直接情报支援。同时，美军还迅即采取行动，将国防部及各大作战司令部的“联合情报中心”改组为“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健全了与美军联合作战体制相适应的联合情报体制，大大提高了该中心在反恐战争中的“可行动”能力。
国家层面：
两大“沙皇”暗中博弈
尽管美军“情报沙皇”在军事情报转型方面功不可没，但基于利益冲突，其也给美国在国家层面上情报的整合带来更多困难。
负责情报的副防长设立后，五角大楼迅速开始扩展其情报职能与范围，造成与既有情报体系在机构预算、人力情报、隐蔽行动等诸多方面的职权重叠和冗余。作为军事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美军“情报沙皇”一方面要协助国家“情报沙皇”管理和控制国家情报计划中的国防情报预算，另一方面，管理军事情报计划预算也是其主要职责所在。这就造成了他和国家“情报沙皇”在预算管理上的部分职权重叠，很容易导致双方利益冲突。
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传统职能领域，但国防人力情报署的组建却赋予国防部对境外人力情报行动更为广泛的管辖权，这使中情局大为不满。此外，从2004年起，负责情报的副防长还支持和推动特种作战司令部开展隐蔽行动，这激起了中情局的更大反弹。中情局强调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的主管首长是中情局局长，而非副防长，国防部的所有相关活动都应获得该局的授权。
国防部和情报界对情报资源尤其是机构预算的争夺由来已久，新职位设立后，这种争夺愈演愈烈。由于副防长直接管理军事情报预算，同时又对国家情报预算中的国防事务部分具有发言权，国防部对情报预算的控制权越来越大。以2010财年为例，美国国家情报预算为531亿美元，军事情报计划的预算为270亿美元，情报总预算为801亿美元。而在531亿美元的国家情报预算中，有350亿美元是由负责情报的副防长管理和协调的国防情报预算。与军事情报计划的预算相加，副防长管理的预算高达620亿美元，占总预算的77%。国家情报主任对这一情况多次表示不满，认为国家情报预算过于军事化，使他这个法定的情报界最高首长有名无实、有职无权。
此外，由于目前美军情报机构要同时听命于美军“情报沙皇”和国家“情报沙皇”两位主管，到底由谁说了算，仍有较大争议。事实上，“谁说了算”这个问题取决于副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的权力博弈，如果副国防部长非常热衷于情报事务并在政治上居于强势地位，情报部门往往就会优先满足其情报需求；反之亦然。另外，盛行于情报界的“山头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各军事情报机构尤为严重，“首先效忠于直接上级”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他们十分清楚，如果本机构的分析结论或对策建议违背了上级机关的领导意图和政策观点，“后果很严重”，因而他们的情报判断往往带有各自上级机构的偏见。
据媒体披露，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后，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特别计划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各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中“挖掘”有利于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依据。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为了寻找对伊开战的藉口，五角大楼高层及其他政府官员甚至向情报分析人员施压，要求他们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