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帝国—附庸体系:亚洲政治格局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欧洲的崛起，亚洲则渐现颓势，在14世纪至18世纪(18世纪以后亚洲的古老文明开始大范围地遭受西方的“侵辱”)这五百年间，亚洲的三个主要文明区(东亚、西亚、南亚)的政治格局基本上都是大一统的帝国以及帝国周围的附庸国，这些大帝国与附庸国之间不是竞争和竞赛关系(附庸国根本无力与“中央帝国”竞争)，而是臣服和朝贡关系;是稳定、僵化、平和的帝国—附庸体系，而不是动态、流动、激烈的诸强竞争格局而且三大体系之间少有竞争和冲突，各自分属不同的政治圈(文明圈)。一方面是因为亚洲幅员辽阔、山川阻隔，东亚、西亚、南亚三个文明区之间的互动交流远少于欧洲诸国(荷裔历史地理学家房龙在描述中国的历史地理时甚至称其为“东亚大半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中国的东、南、西三面都是大海与高山阻隔，主要的威胁就来自北面);另一方面，亚洲大帝国都主要以农业立国，热衷于安内而不是征外，倾心于垦殖而不是贸易。因此，三大文明区中的帝国几乎都处于一种“唯我独大”、“四方来朝”的局面，缺乏竞争对手，“安于现状”专注于维护既有的王权和统治，缺乏竞争、进取和革新的动力。事实上，帝国—附庸体系中的国力绝对差距(大帝国相比“附庸国”具有绝对的国力优势)不仅使得大帝国的封建统治集团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全神贯注”于安内，而且位于边缘的附庸国也没有外部压力，因为它们既不指望挑战大国，也不担心大国轻易改变既有利益格局和秩序(例如明朝洪武二年的《皇明祖训》列明了朝鲜、安南、暹罗等15个“不征之国”奉行“怀柔远人”的宗藩政策，朝鲜等外藩国不仅无力挑战“中央帝国”，也不担心“中央帝国”会轻易地无罪征伐)，也是全身心地安内维护治内的统治。东亚、西亚、南亚基本皆为帝国—附庸关系，且三大体系之间的直接交流互动相对较少。
具体分析史实，大致以百年为单位，分析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亚洲国家竞争格局的变迁。 1.14世纪:东亚方面，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蒙古国”为“大元”)，四大汗国服从其大汗宗主权，高丽、缅甸、安南、占城亦为其藩属。南亚方面，突厥—阿富汗伊斯兰军事贵族以德里为中心构筑了统治印度北部的德里苏丹国(包含了跨度长达三百多年的5个王朝)，14世纪图格鲁克王朝时期曾数次南征，占领了差不多整个印度南部地区，其版图几乎到了现代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总和。西亚方面，则一度出现奥斯曼、埃及、阿拉伯诸部、贾拉尔等诸国并立局面。
2.15世纪:东亚方面，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明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朝贡制度，洪武二年《皇明祖训》中列明了一批朝贡国为“不征之国”，体现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典型的“平和”关系。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国力强盛、七下西洋进一步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外交局面。西亚方面，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疆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盛极一时。南亚方面，德里苏丹国陷入分裂，与巴赫曼尼、吉吉巴特、孟加拉等诸邦并立。
3.16世纪:东亚方面，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面临一系列内忧外患(外有鞑靼达延汗进犯、内有叛乱和民变)，到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朝)时期，依旧外患不断(称为“南倭北虏”)，但经历明穆宗朱载垕时期的隆庆新政、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朝)时期的张居正改革，边境安宁，国力强盛，呈现了中兴气象，特别是通过“万历三大征”(主要为被动应对而非“主动侵略”)维护和巩固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即东亚的宗主国—附属国体系)。西亚方面在苏莱曼大帝的领导下，国祚长达六百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期崛起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进入帝国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被其征服，欧洲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多瓦以及亚洲的阿曼、非洲的突尼斯等都成为其附属国，向其纳贡。南亚方面，突厥化蒙古人巴布尔入主南亚建立了国祚长达三百多年的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到第三任皇帝阿卡巴(Akbar)时期，对内奉行文化融合和宗教宽容政策，经济文化取得了大发展，对外以武力和怀柔并举开疆拓土，统一印度北部、开拓西北版图、平定南方王国，开启了帝国的全盛时期。
4.17世纪: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后于1644年在多尔衮的率领下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清帝国，而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曾两次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成为其附庸，开始构建以其为主导的东亚帝国—附庸体系。西亚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步伐逐渐放缓，17世纪末期(在欧洲方向)的扩张战争进展并不顺利，但依旧在西亚和北非处于主导地位。南亚方面，莫卧儿帝国到第五任皇帝沙贾汗(ShahJahan，“沙贾汗”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世界的统治者”)时期走向鼎盛，兼并艾哈迈德讷格尔王国，重夺现处阿富汗南部的重镇坎大哈，但积极的军事扩张也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到第六任皇帝奥朗则布(OrandzeBbu)时期，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除了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和马拉塔王国以外，奥朗则布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
5.18世纪:东亚方面，经过康熙大帝数十年的南征北战，清帝国的疆域达到鼎盛，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四方来朝，乾隆时期的附属国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安南(今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国西南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等国。西亚方面，奥斯曼帝国逐渐丧失对边疆省份的直接控制，但依旧维持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地区的宗主—藩属关系。南亚方面，莫卧儿帝国在第六任皇帝奥朗则布死后即陷入分裂马拉特联盟、莫卧儿(仅统治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部周边地区)、海德拉巴等诸国并立。
综上，自14世纪以来的亚洲三大文明区基本上一直是帝国—附庸格局为主的局面，各个文明区内往往存在着一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和国力优势的“超级大国”。如表2所示，以各个区域为分析单元，大体以百年为分析单位，东亚地区在5个历史时段皆为帝国—附庸体系，西亚大体有4/5的历史时段为帝国—附庸体系，南亚大体有3/5的历史时段为帝国—附庸体系，东亚的“中央帝国”中国自13世纪末以来的六百多年里一直处于竞争匮乏、僵化稳定、平和滞缓的帝国—附庸体系之中，皇权巩固和封建统治的稳定压倒一切，缺乏竞争、革新和进取的动力，从而使得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原王朝逐渐“僵颓”(例如放弃海洋、闭关锁国、八股取士、文化专制、禁锢思想等)，直至近代彻底丧失了优势和活力，在西方列强的重击下“天朝梦醒”。以各个历史时段为分析单元，16世纪和17世纪三个文明区皆为帝国—附庸体系，而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相继形成、争相开拓航海殖民和全球贸易、激烈展开财富追逐和霸权争夺、积极推动技术革新和制度创建的年代，也是西方文明奠定近五百年优势地位的奠基(起飞)时期。这一阶段东西方“一静一动，一僵一活，对比分明”，成为东西方文明“一起一伏，西方走强，东方势衰”的转折点。可见，动态、流动的诸强竞争结构和稳定、僵化的帝国—附庸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正是欧洲崛起和亚洲衰落的一个根源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五六百年亚洲基本上处于竞争匮乏的帝国—附庸格局，但历史上也不乏诸强竞争、激烈变革的局面。以中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激烈竞争，思想大爆发，诸子百家争鸣，各国争相改革变法(如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等)，创新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提升国力，谋取霸权，这一时期所孕育的思想(儒家、道家等)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影响至今，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则大致将春秋战国时期划定为中华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和为后世文明奠基的“轴心时代”。另一个例子是宋朝，中华文明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巅峰时期，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出自宋朝，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也都有令后世称道的进步和创新。而此时的中国也处于诸强对立、外压不断的格局之中，如北宋、辽、西夏并立和南宋、金、蒙古并立等。事实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抑商的朝代，统治者甚至鼓励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南宋更是海洋贸易立国在丧失中原沃土与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积极向南开拓生存空间，拓展航海贸易积蓄了丰厚的财政收入和国力。尽管南宋最终亡于蒙古但却是蒙古征服史中“最难啃的骨头”，抵御蒙古入侵达70年之久，足见南宋军力和财力的雄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