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逆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产生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论点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现代化输家"论点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他们在自身处于经济边缘,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以及遭受社会排斥的情况下,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为"现代化输家"论点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欧盟内的三个"逆全球化"现象,即欧盟内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时,对特朗普当选对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的助推作用也加以分析。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以脱欧派出人意料地险胜（支持率为51.9%）而结束，有学者认为，从全球角度看，“英国退欧可以定义为反全球化第一波，表明席卷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粹力量上升”。无独有偶，11月8日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逆袭成功，有专家分析指出，“特朗普现象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造成经济社会后果的一种政治反映。概括地说就是两种表现，即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而这两种主义的背后又是大众的愤怒和恐惧”。
由此可见，英美两个版本的“黑天鹅事件”相继发生，都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有关，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因为世界正处在新旧全球化转换阶段，与其说全球化在全面退潮，不如说新一轮全球化正在兴起。其中，以中国为引领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当然，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回缩，会给新一轮全球化带来诸多复杂的挑战。对此，非常重要的是观察欧美的“逆全球化”思潮将会如何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应，本文旨在分析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及其具体表现，并结合特朗普当选，简要分析欧盟“逆全球化”思潮的未来走向。
1、关于“逆全球化”的理论思考
在本轮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主导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贸易萎靡不振，国际投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
“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给地方和国家层面。之所以出现这种向地方和国家层面“返回”的过程，原因之一在于世界贸易的扩散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换言之，此轮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的形成，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如果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心分岐点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那么“逆全球化”的主导思想无疑又回归到了社群主义。
一般认为，“现代化输家”（modernization losers）论点可用于解释反复出现的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扭曲与断裂。从历史发展来看，由于历史情势的不同，现代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会冲击到不同人群并触发相应的政党崛起和壮大。鉴于全球化也被普遍认为是种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从一种旧的状态发展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它也会造成赢家和输家，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化输家”论点也可用于解释当前的全球化造成的影响，包括“逆全球化”思潮及其现象发生的原因。
“现代化输家”论点虽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广为运用，但其基本要素的形成要早得多。“现代化输家”是指收入低、受教育程度差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并为此在态度上与行为上与其他居民群体相区别。“现代化输家”论点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业社会处在持续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变迁之中，这一变迁要求社会成员不断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的或至少是主观感知到的经济边缘化、面临的身份地位与声誉损失以及社会排斥对个体产生影响，导致他们产生行动上的不安全感以及无能与孤立的体验，并最终使他们形成右倾的态度模式。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在心理上需要通过面对少数人群（“外部人”）的优越感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来求得补偿，由此产生了对相应政策供给的需求，而右翼民粹政党很好地迎合了这种需求，如果其他的政治机会结构有利的话，这些政党就有望在各层级的选举中获胜。
汉斯彼得·克里希（Hans peterKriesi）指出了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并由此阐释了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与“现代化输家”之间的关系。他把全球竞争的加剧与对个体适应能力所受压力的增强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这种适应能力尤其取决于文化资本即教育的支配可能性。在他看来，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尤其迫使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专门从事高度知识密集型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其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与分割化，而与此直接相关的是社会状况的日益分化、生活机遇的异质化、个人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地位的不稳定化。由此从中产生了两个冲突：第一个是现代化进程的赢家（来自新的受教育背景较好的中产阶层）和一个异质的输家阶层之间的冲突 第二个是现代化赢家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视角出发，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功主要可以解释为“现代化输家”的反抗，一方面是反对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的大量失业以及相对的边缘化趋势，二是反对主流政党和精英没有能力和意愿有效应对这些过程。贝茨（Hans-GeorgBetz）认为，右翼民粹思想的显著特征在于特别强调“差异”和“捍卫文化（自有）特征”这两个概念，他们运用这两个概念，赋予同他们看来最大的两个威胁的斗争以合法性，即全球化与伊斯兰主义。
总体上可以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后果与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功是全球化的阴暗面之一，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右翼民粹分子的“力量之源”。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认为，全球化的经济后果包括“受沉沦威胁的阶层对身份地位的恐惧以及自我捍卫的反思”，这为“右翼民粹的情绪氛围”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本文以下主要分析三个在欧盟内可以观察到的“逆全球化”现象 即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运用“现代化输家”论点加以解释。为了呈现“现代化输家”的形成，本文下一节将重点阐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内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输家”论点在解释西欧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崛起方面存在说服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对于这里的三个案例，除了前面提到的需求侧的原因（“现代化输家”及其反移民和反建制派情绪）以外，还有供给侧的因素（即右翼民粹政党的组织与策略）以及各国不同的制度性原因（如选举体制、政党体制、媒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