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如上所述，“现代化输家”论点是基于本轮全球化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造成了赢家和输家。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深陷低速增长、跨境贸易低迷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失灵的泥潭，世界经济短中期内无法走出阴霾。欧盟经济由于欧盟内一系列危机如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暴恐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的叠加而雪上加霜。而欧盟内的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也日益严重。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28国和欧元区19国经济在2009年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平均跌幅为4.37%和4.52%。在2010年反弹后，2012年增长率再次分别下跌至-0.5%和-0.9%。在这之后，经济才缓慢回升，但增长依然比较脆弱，有些国家的增长还很乏力。例如，2015年希腊、芬兰和意大利的增长率分别为-0.2%、0.2%和0.8%。相较于经济增长率，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激增后并无明显好转。2009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激增至9.0%和9.6%，2013年达到10.9%和12%。直到2015年年底，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9.4%和10.9%的高水平。此外，欧盟内依然存在着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结构性问题，直到2015年年底，青年失业率仍然超过20%，远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16%以下的水平。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欧盟各国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且欧盟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各国平均基尼系数（社会转移后数值）在2012年后一直缓慢上升，2015年甚至从3年前的30.4%上升到31%；欧元区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也为30.4%，2015年上涨到30.8%，其中2014年甚至达到31%。而且，欧盟范围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威胁的人员比例其间虽略有改善，但仍处于令人非常担忧的状态：目前有近四分之一（23.7%）的欧盟公民被视作是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威胁的。另外一个相关的忧患在于，越来越多从事全日制工作的人受到贫困的威胁。在整个欧盟范围，这一比例从2009年的7.0%增长到2015年的7.8%。尽管德国总体上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但这一比值在2015年仍然达到了7.1%，比2009年时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另外，欧盟内北欧与南欧国家之间的社会鸿沟依然巨大。这尤其体现在希腊和西班牙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上。在这两个国家，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冲击的人的比重分别达到28.6%和35.7%；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比例更高。事实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机遇恶化了，有的国家甚至是显著恶化。在欧盟范围，年轻人的参与机遇都要少于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与此相应，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危机爆发以来，代际收入差距也扩大了：由于危机期间老年人养老金的缩水幅度没有年轻人的收入缩水那么大，受贫困或社会排斥威胁的老年人的比例从2008年的23.3%下降到了2015年的17.4%。
由此可见，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不平等状况恶化，迄今为止恢复有限；同时，欧盟内部在收入不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南北落差和代际落差。换言之尽管以年轻人为主的中下层人群参与机遇恶化，但受危机冲击的群体远不仅限于此；事实上，金融危机及之后的经济危机与欧债危机也加剧了对欧盟内中产阶层（收入介于中位收入的60%和200%之间）的侵蚀。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和欧盟委员会合作编制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自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状况导致欧盟大多数国家中产阶层的瘦身。中产阶层的萎缩进一步导致各国国内总需求的下降，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并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继而推动“现代化输家”的反抗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由全球经济危机而来的中产阶级人口明显下降，极富和极穷人口明显增加，导致所谓“M型社会”的形成并产生全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这在欧盟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