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现代化输家”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联在于，全球化进程的输家会要求本国政府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及通过强调国家边界与独立性来寻求自卫。他们的立场与那些支持开放边境和增强国际一体化的全球化赢家截然相反。
有学者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贸易政策的发展情况 他们认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反应不同，欧盟及各国政治家并未诉诸贸易保护手段来控制衰退。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欧盟启动了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自贸谈判，从而在双边贸易自由化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在中欧光伏争端背景下，欧盟内要求升级贸易防护体系、从而给予欧盟面对新兴经济体时更多“杠杆作用”的建议最终被阻止了。由此，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危机后的欧盟贸易政策呈现出不对称的延续性，这是指自由化趋势恢复得更为激进，而与之相伴的旨在缓解自由化潜在负面影响的贸易防护性改革陷入了停滞状态。
但也有学者指出，虽然欧盟没有显著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指关税壁垒以及单纯的非关税壁垒），但也有迹象表明，规制型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产品水准上）有所抬头。换言之，“爬行贸易保护主义”（creepingprotectionism）在增加，国内的“危机干预”，尤其是对资本与产品市场的干预，以及“大政府”（政府干预的加强）的回归，会溢出到对外政策，结果是更具防御性的贸易政策的出台。
可以看到，虽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启动了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自贸谈判，但其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不仅有美方和加方的原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也和欧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保护相关。例如，比利时瓦隆大区一度阻挠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认为该协定将会对该区的劳工、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该区与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择脱欧的地区一样，在全球化冲击下承受着结构改组和收入降低的危险。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在欧洲各国遭到强烈抵制，也是因为欧洲民众担心，欧洲在医疗、食品、劳动力市场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可能因此降低，从而令消费者和工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在这两个案例中，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民众反对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国家可能因此丧失监管能力而陷入不安全。
欧盟方面的“爬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明显地反映在对华贸易防护措施的拟定中。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有关来自中国的竞争削弱了欧盟各国国际竞争力、造成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论调比以往更为喧嚣。例如，对于英国脱欧，就有学者认为其真正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竞争使英国人丢失了工作岗位；作为佐证，他们指出，过去30年里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地区与脱欧投票之间存在着统计学上的强关联。为此，欧盟内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例如，根据2001年欧盟与中国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到201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过渡期结束后，欧盟将在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时终止目前所采用的“替代国”做法。但事实上，欧盟想方设法规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借机提升其贸易保护体系。在欧盟委员会2016年11月提出的立法倡议中，欧方提出了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其核心是对特定行业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倾销”行为，采取精确的重点打击手段。例如，如果欧方“认定”中国的钢铁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是产品价格中包含国家补贴的成分，将征收高达数倍的反倾销税率，以“阻挡”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与此同时，欧盟内对中资企业例如在德国的投资并购行为也频踩刹车，如于2016年10月叫停中国福建宏芯基金收购陷入亏损的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爱思强。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甚至扬言，要在德国以及欧盟层面引入新的投资规定，以防范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或有国家补贴的企业在德的“蓄意”收购行为。这些论调和行动的背后也隐含着向中国施压，要求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同样的，2016年6月2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一方面表达了与中国加强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异常高调地强调双方相互合作的所谓“对等性”和“公平性”，还将对等原则列为欧盟与中国发展关系时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
种种迹象表明，在欧盟经济振兴乏力的背景下，那些感到自己在全球投资贸易中遭受不利的欧盟国家和地区，正在出现滑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希望通过这种高筑壁垒、自我孤立的方法，来回应民众对生活状况和政府政策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