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共和党人的对华态度基本上延续了从历史中走来的一贯立场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在军事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对亚太军事存在、台湾问题、对台军售等议题可能存在更大兴趣。同时，随着中美经贸关系中竞争性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美国商业利益转而希望美国政府向中方施压，从而维持或扩大其在中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优势与获益代表商业利益的传统共和党将是一个首选途径。比如，普里布斯曾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访问台湾地区，而与其关系密切的爱达荷州共和党委员会主席、曾任切尼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望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Ｙａｔｅｓ）直接参与撰写了涵盖所谓“六项保证”的共和党新党纲，甚至还被猜测可能与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话存在关联。通话之后，普里布斯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并不是表示我们正在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这一表态看似回撤到了美国政府的传统立场，但也充斥着交易思维的潜在可能。
家庭成员的对华立场目前看来相对理性务实。出于对世界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对家族经济利益的长远规划以及在长期商业实践中与中国互动所形成的认识与经验，参与对外决策的家庭成员极可能更倾向于稳定中美两国关系，保持合作面大于分歧面的良好态势。事实上，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特朗普的家庭成员已经较为广泛且深度地参与到各层次的中美互动当中，其扮演的角色相对积极。
具体到调整中美经贸关系的美方决策过程，除了班农、普里布斯以及库什纳等各方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以及尚未就位的贸易代表提名人罗伯特·莱特希泽都被认为将扮演不同的角色，并通过互动决定着未来所谓“中美经贸战”的可能与烈度。就目前态势而言，努钦和罗斯不但享有特朗普的高度信赖，而且也握有作为支撑的行政资源，因而更可能在具体经贸政策选择上形成一定话语权。从商业利益出发，努钦和罗斯在对华政策上相对审慎。努钦就位后马上与中方政府高层通电话，期待“发展强劲”的中美关系并强调“未来实现更均衡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由于在商业往来中涉足对华贸易，罗斯曾公开宣称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攻击已过度，预言即便就业从中国离开，也会流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而非回到美国。虽然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罗斯在对华贸易事务上的立场骤变，但也被广泛预期在投入实际政策操作后将回归到实用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常态上来。
相比而言，纳瓦罗将领导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协调贸易和产业政策，虽然因反全球化观点以及相关著述（如《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书）得到特朗普的欣赏和一定信任，但由于毫无组织管理经验且不具备行政资源又加之并不熟悉中国事务，纳瓦罗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力可能小于外界预期。此外，贸易代表人选莱特希泽虽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且以副贸易代表身份亲历了１９８０年代的美日贸易争端，但由于他并不具备与特朗普个人的任何联系，所以极可能只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最终政策的实际操作者。
有趣的是，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２０１７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与２０１６年年度报告》中，虽然仍保留了类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美国经济利益受损”等无端言论，但其中大量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等热点议题的争议陈述已被删除或削减。背后的情况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绕过了纳瓦罗或莱特希泽，主导了该报告最后版本的定稿。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在白宫办公机构内部，纳瓦罗的反全球化立场也并非是贸易政策的唯一选项，代表传统商业利益的高盛集团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科恩等人正在扮演维持平衡的稳健角色。
第四，特朗普的“学习期”也将显著体现在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之中。在缺乏充分经验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成型的对华政策一定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比其他对外政策更长时间的试探、调试与适应。在这个阶段，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应该避免被“脸谱化”的判断，而是存在较为充分的可塑造空间。事实上，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之间基本上做到了对突发事件及其带来冲突可能性的有效管控，双方从顶层到各层次的密切互动，正在有效塑造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趋向理性而务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