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环境而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缓慢复苏，但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与人口多元化持续产生负面效应集中体现为在就业、阶层以及人口等诸多维度上的失衡。首先，虽然失业率逐渐回落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由于缺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支撑，以低水平服务业为主的就业结构令人难言满意，民调显示民众仍将提振经济、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视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由于虚拟经济的复苏明显快于实体经济，高收入群体的增速也明显快于低收入群体，曾被广泛视为“社会稳定基石”的美国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历史性地降至５０％以下。在就业与阶层失衡的状况下，占比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以及新移民群体不但加剧了低水平就业层面的竞争，其中一些所谓“美国梦断者”还在中东极端思想以及美国枪支泛滥顽疾的双重驱动下日渐沦为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国内爆发“独狼”袭击即为明证。
面对经济与社会矛盾交错恶化，７０％的美国民众要求新当选总统优先解决国内事务，认为要先考虑国际事务的只有１７％。更为重要的是，受到就业、阶层以及族裔失衡拖累最为严重的民众群体正好构成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关键选民基础。进而，民意倾向与关键选民诉求共同促使特朗普形成了所谓“美国优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以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Ｍａｋ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ｒ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的方向性表达，并在上台后将政治与政策资源聚焦于经济、就业以及移民改革等重大议题。
事实上，关注国内事务的急迫呼声近年来在美国战略界早已不绝于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一度被传将在特朗普政府内任要职的理查德·哈斯曾在２０１５年出版的著作《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中指出，“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本身。……美国若要继续在海外行动自如，就必须重建其权力的国内根基。……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它（美国）必须更精准地制定自己的有限目标。”
这种“内向化”思想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决策当中，即对美国有限战略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平衡理念”。这里的“平衡”包含着中东与亚太的“区域平衡”、保持领导力与擅用盟友的“手段平衡”以及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议程平衡”不过，“在国际舞台上收敛，关注其自由派国内政策议程”的所谓“奥巴马主义”（Ｏｂａｍ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似乎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不但无法有效打压美国民众认定的“首要威胁”，并因“伊朗核协议”等中东政策而被认为过于软弱，甚至其执意推进的ＴＰＰ也因可能伤害劳工利益而招致多方的强烈反对。
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延续性颇强的国际、国内环境，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对“奥巴马主义”的否定，不如说是一种走得更远的改良。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平衡之中，特朗普将更为“内顾”地优先应对国内事务，尽力提振美国经济。在对外决策上，特朗普政府将秉持两个确定的原则：一是“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即集中力量应对美国的“首要威胁”，而非关照全球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关切；二是“‘美国优先’将是主要也是永远的主题”，即一切政策的底线是本土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美国优先”，必须维护、至少绝不能损害美国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普通民众（尤其是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首要威胁”应为针对“美国优先”或“再强大”的威胁，存在着变动的区间。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特朗普认定的“首要威胁”显然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但从长远计，这种“首要威胁”极可能是针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所谓“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