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宫核心圈的内斗？
目前，特朗普政府内外决策的实际参与者当属白宫团队内部深得总统信任的一小群人，即一个核心决策小圈子。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小集团思维”的相关经验，核心决策圈往往相对封闭、且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寻求一致意见的强大压力。这一判断基本上可以解释奥巴马政府核心决策圈的现实，但特朗普目前面对的核心决策圈却明显呈现出封闭且内斗的态势。导致这种复杂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除了家庭成员之外，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基本上是在其竞选过程中不断建立信任、加盟其竞选团队进而组建而成的。这些拥有信任的参与者杂糅着激进的“反建制派”势力和持有传统共和党观点的“建制派”政治人物。他们政治背景迥异且所持立场大相径庭，因而内斗也在所难免。换言之，这些背景与立场不同的决策参与者共同构成的所谓“小集团思维”，似乎更切合基于决策者信任度与亲疏度的特殊的官僚政治模型。
特朗普核心决策圈中“反建制派”力量的重要人物包括白宫总战略师兼总统顾问史蒂芬·班农、总统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以及总统顾问凯利安妮·康威等人。这些人大多是随着２００９年“茶党”运动兴起而步入美国政坛的，其理念也源自“茶党”运动在政府规模、财政预算以及社会事务等议题上的极端保守立场以及所谓“茶党福音派”（Ｔｅａ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的浓烈宗教色彩。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争议巨大的所谓“禁穆令”就是班农、米勒等人主导决策的极端结果，而特朗普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班农确定为固定成员的做法，也被认为令班农握有了主导对外决策的重要权柄。
从其少见的关于国际事务的言论观察，班农的政治倾向兼具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价值观。在２０１４年的一次访谈中，班农曾总结当今世界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即资本主义已日渐远离“犹太教—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与道德基础、西方世界日渐大规模世俗化，以及所谓“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正在不可控地蔓延。班农声称，世界范围内需要一场全球性的“茶党”运动，彻底消除“裙带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向“哈里发国”开战，将资本主义带回到“经济民族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也是在这次访谈中，班农对俄罗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认可。换言之，班农保持了“茶党”运动对所谓“大政府”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从宗教价值观出发对中东穆斯林国家存有巨大敌意，但同时还颇为矛盾地强烈推崇“民族主义”甚至“强人政治”。在极端保守思想的作用下，班农等人无疑将推动特朗普政府作出与传统政策存在一定偏离的极端选择。
与班农提供激进理念不同，核心决策圈中的传统共和党“建制派”负责保障政府运作的组织化与稳定性，其代表人物莱恩斯·普里布斯在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曾为特朗普的竞选发挥了重要的辅助协调作用进而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室主任。在白宫团队的搭建过程中，普里布斯将其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的大量人马平移进入白宫、担负要职。比如，新任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凯蒂·沃尔什就是普里布斯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时的办公室主任，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传媒主管肖恩·斯派塞也出任了白宫新闻发言人。换言之，普里布斯等人完全可以通过对总统日程、文件与电话等行政流程的控制来介入特朗普的决策倾向。
为了保持白宫团队内部的势力范围，普里布斯已多次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普里布斯与同为建制派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共同主导了与班农虽有矛盾但却更为密切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的最终辞职。此外，１月中旬曾代表特朗普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安东尼·斯卡拉姆奇后来未能顺利就任白宫公共联络与政府间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其原因是普里布斯并不希望再有其他人能与总统直接互动。
由于长期负责共和党党内事务，普里布斯在对外政策上的公开表态也极为鲜见，但总体上延续了共和党阵营的一般立场，捍卫商业、军工、能源利益，甚至在某些议题上也存在一些意识形态或冷战思维的色彩。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禁穆令”遭遇司法冻结以及弗林的意外辞职，班农与普里布斯之间的权力对比暂时回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新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现役陆军中将Ｈ．Ｒ．麦克马斯特在对外事务上相对审慎，且具有丰富的实际指挥与专业经验，被期待可能成为强化彭斯、普里布斯、马蒂斯等人的对外决策权重的关键人物。按照白宫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的情况，麦克马斯特获得了协调国安会运作的“全权”，但要改变班农在国安会中的地位还是必须得到总统的允许。换言之，并未参与过特朗普竞选、此前也几乎与特朗普个人毫无交集，只因军事将领身份而得到青睐，麦克马斯特的处境本质上与马蒂斯无异：是否能够在对外决策中扮演专业角色，还需要持续观察。
在激进派与传统派之外，特朗普核心决策圈内部还存在着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家庭成员，即大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和被任命为高级顾问的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事实上，以两人为代表的家庭成员始终在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正是伊万卡推动的２０１６年８月竞选团队重组才将班农、康威等人收入麾下。
家庭成员在对外决策中能够扮演的角色相对微妙：一方面，特朗普极度信任家庭成员，相信只有家庭成员才能彻底地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提出建议。特朗普在经商期间就习惯与家庭成员配合，他曾写道，“我需要一位有能力、诚实正直、忠诚的人……这个人选，有能力的家人再合适不过。外人再好，也比不了家人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作为父亲的特朗普可能因为自认为熟悉儿女的认知成熟度而在众多议题上不会首先询问儿女意见，而是询问班农、普里布斯甚至麦克马斯特等其他幕僚。但就在对外政策上发挥的潜在影响而言，由于同样的商业背景，家庭成员肯定将强化“商业思维”的引入，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更为敏感；同时，家庭成员可能更为看重家族实际利益的得失，不但关心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民意评价及其对家族声望的影响，更关注特朗普现行政策可能对家族商业利益造成的长远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家庭成员给出的建议可能更加务实、更为稳妥且更具远见，而其对特朗普决策的驱动力也更为牢固而持久。
从目前的决策生态观察，特朗普核心决策圈中内斗的各方在不同维度上不可替代地满足了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因而基本上维持着相对均势的平衡。由于这种封闭而内斗的官僚决策模式缺乏制度性权力分配，不同人的主导产出了迥异的政策。但由于核心决策圈内部各方的相对稳定、相互纠偏，短周期政策具有反复性的同时，长周期政策方向也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