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对华政策
“再强大”目标确定、特朗普的个人特质相对确定、对外决策生态不确定的总体框架，也为预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提供了一些端倪。
首先，对华政策在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中占据主要地位，极可能以调整中美经贸关系为主线。特朗普政府的最关键任务无疑是提振美国经济和就业，进而势必调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中国势必成为特朗普政府调整贸易政策所波及的最重要国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口中的“首要威胁”以中东的“伊斯兰国”首当其冲，但从经贸角度讲，也完全可能是因美国经济复苏不佳而“躺枪”的中国。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定将调整中美关系特别是所谓对美国更为“公平”的中美经贸关系视为重大外交议程。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对外政策在目标与诉求上的确定性，也为中美之间推进深入合作创造了新的重要起点。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深化中美经贸合作，比如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与覆盖产业、扩大双向市场开放、构建法治化的公平营商环境，实现合作共赢与优势互补，这也为实现“美国优先”与“再强大”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
第二，以调整中美经贸关系为目的，特朗普政府极可能采取“跨议题联动”的“大交易”操作。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秉持实用主义、运用“商业思维”的概率很高，将其他一系列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甚至是难点、困点议题统筹考量，不排除在“人权”、台湾问题、涉藏议题、涉港议题、南海问题、中日关系、朝核问题等诸多领域选择性施压，换取中方在经贸领域的妥协与让步。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虽然将不会再使用“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等奥巴马时代的词汇，但显然不会放弃、反而将强化奥巴马时代以来的亚太战略。在强化的方向上，特朗普政府极可能投入更多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即构建所谓“以实力促和平”（Ｐｅａ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的“特朗普版本”的亚太战略。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特朗普个人目前的思维框架里，在诸多议题上施压与强化军事存在并非政策目标，而只是政策手段。
第三，特朗普核心决策圈内部各方立场的差异性，给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激进派从对“有限政府”和宗教价值观的极端追求出发，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班农甚至曾公开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并列为美国的两大“威胁”，声称“伊斯兰在扩张中国在扩张，不是吗？他们有动机，有野心，他们在进军。他们认为‘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正在退缩。……五到十年内，我们（美中）必将在南海开战”。这种由“茶党”运动延续而来的“偏执风格”，习惯性地将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夸大为“一个庞大且险恶的阴谋、一个巨大却微妙的系统，正在试图削弱和破坏现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只有“摒弃政治妥协与让步的通常手段，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讨伐，才能击败敌人”，把美国从“阴谋”中拯救出来。因而，对班农等人而言，即便是要通过交易实现经济利益，在政策手段的选择上、特别是在军事威慑的使用程度上也一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