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些隐忍与周旋并未换来安宁，尤其是在1936年日本增兵之后，中日军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每有冲突发生，日方必以“头号人物”宋哲元为交涉对象，也使得宋哲元烦乱不堪。1937年2月，宋哲元以为父亲修墓为由，回到山东乐陵老家。这样一来，北平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秦德纯处理，他也只能更加小心地应对。
“二十六年（1937年）春天，华北局势忽而非常平静。”民国时期著名记者曹聚仁后来在他的《采访本记》里这样描述。联系到后来那场旷日持久而后来异常惨烈的战争，竟觉得“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转变。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随即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与张冲，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不久，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之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展开国共合作谈判。这样的局面给了曹聚仁以乐观之感：“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不过略显奇怪的是，最不期望见到这种局面的日本，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反应。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还得到蒋介石接待，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
不过，还是有人从这个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从华北出发到日本，临行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秦德纯与胡适等人的会面也有饯行之意。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邀请是蒋介石发出的。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按照会议安排，第一期谈话会以华北代表为主，所以胡适等人也在先期邀请名单里。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将走向何处？所以秦德纯决定在胡适等人动身之前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们，也借此探测一下南京中央的态度。当时有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益世报》社论主笔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等人。胡适后来回忆，他与罗隆基当时还因为一些看法不同产生争执。虽然天气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不过从这场饯行宴回来不到两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
时光拉回到75年前，7月的北平，也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背景迥异的各派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7月6日这一天，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陈子庚的家宴。陈子庚的家在鼓楼附近，没想到宴会刚开始，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穿着中式长袍翩然而至。不邀自来的石友三显然是冲着今井武夫来打探消息的。他见到今井武夫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15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追问石友三消息来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关心保存自己实力的他匆忙表态：“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未久就告辞而去。这位被讥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开投敌，最终被诱捕，活埋于黄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