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凌晨2:00剑拔弩张
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电话还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第29军一共有4个师，其中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具体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团长吉星文。所以闻听此讯后的秦德纯连忙电话联系冯治安师长和吉星文团长，要他们严密戒备，做好应战准备。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马上起程赶回北平。
因为卢沟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宋哲元的第29军，除了把主力部队37师布防在卢沟桥地区外，还把军部设在距卢沟桥不到10公里的南苑。第29军虽有10万人之多，却担负着平津两市和察哈尔、河北两省的守备任务，这一带地域广阔，因此驻扎比较分散。
回首70多年前的华北，其政治格局之复杂与微妙，确非容易事。清王朝结束后，华北一度属于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度进入华北；而1933年3月，因为热河迅速溃败而受到国内各方舆论谴责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之后，由中央系的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
一直对华北有所图谋的日本后来通过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驱逐国民党势力。在日方压力下，1935年7月，何应钦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了一份协议。在这份史称《何梅协定》的文件里，最核心内容是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和宪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条约签订后，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移驻洛阳，黄杰部移驻安徽。
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撤走后，出面填补空白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在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的一些零散部队退到了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了第29军。但是据说张学良给了第29军50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第29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如同乞丐。一年多后第29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做土匪。这段困顿与羞辱交加的经历，使宋哲元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的愿望特别强烈。
另一方面，深知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日本人，也不反对宋哲元来主持局面。于是作为地方派系，一方面宋哲元和蒋介石彼此都想保持自己的地方实力，有时不得不有求于日本人；而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面前，“中国人”的身份又成了宋哲元决策的第一考虑。所以在日本和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宋哲元一直苦心经营着，对活跃着的中共地下组织，他也态度相对温和。
“从蒋介石来讲，签订《何梅协定》也实属无奈。不过他想的是：中央军退出来，但还是退给中国人，毕竟不是退给日本人。1935年还不是到跟日本人抗衡的时候，所以能撤出去就撤出去，撤出去给宋哲元也没有关系。”臧运祜评价说。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次日裁撤早已名存实亡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这样一来，华北地区只残留着29军。不久又明令河北外交均归河北省政府办理。这样，华北重现出长城抗战以前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的局面。
对华北面临的危机，蒋介石其实也心知肚明。10月，他给何应钦去电说：“以中（蒋自称），此时日必不要有伪组织，只要华北经济财政与中央断绝，以制中央死命”，“华北将领只要对中央保全统一面子，而截留一切税收，则亦乐得为之，此势必然”。但此时的蒋介石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剿红军上，无意抽身北顾。
与忍辱负重、小心翼翼维持华北局面的宋哲元不一样，第29军的普通士兵们却都盼着能早日与敌人痛快地杀一场。当年在喜峰口战斗中，第29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5000，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当时记录第29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至今被传唱不衰。
据第29军一些老兵回忆，当时这些极度压抑的中国士兵都有着强烈的作战欲望，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高唱军歌，提醒自己莫忘国耻。“七七事变”前，根据华北剑拔弩张的形势，第29军也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每个士兵都背一支枪，配一把3尺长、7斤重的大刀，还邀请河北的民间武术家前来传授武术。后来在卢沟桥争夺战中，这些大刀也令日军胆战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