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战役中向敌发起进攻的我军
原 典
《百战奇略》赏战篇原文为：凡在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争先登；白刃始合，士卒争先赴者，必诱之以重赏，故敌无不克焉。法（指《三略·上略》）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赏战篇大致内容为，无论是在攻城作战中遇到高墙深壕，箭石交下的情况，还是当两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时，要使士卒奋不顾身地前赴后继，奋勇杀敌，都必须以重赏来激励他们。如此，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诚如兵法所说：“重赏激励之下，必有勇士出现。”该篇旨在阐述攻坚克难时，以重赏调动士气、激励部队斗志。
战 例
公元207年,曹操准备北征。决策时，有些将领认为军队久战中原、人疲马乏，需要休整，希望曹操三思，但曹操孤注一掷率军北上，一路上险象环生。归来后，曾劝谏过曹操的将领惶恐不安，忙下跪请罪，曹操却重赏他们，并表示这些将领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厚赏。
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华东野战军情报部门“四中队”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将派飞机进行轰炸的情报，部队得以及时疏散。事后，粟裕不仅表扬“四中队”，还奖励每人两斤猪肉。孟良崮战役中，“四中队”的周中昭潜心研究，发明了新破译方法，侦获极其重要的情报，粟裕当场决定给周中昭记一等功。
计谋分析
以上两个战例充分说明“赏战”的重要意义，赏之有术、赏之有道、赏罚分明能增强对部队的控制力，达到巩固己方的目的。
正确认识赏是达到“赏战”目的之重要前提。赏的目的，在于激励斗志、鼓舞士气，运用得当就能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但也应清醒认识到，赏既是爱的形式，也应有威的体现。赏如果只是爱、不含威，这种赏只是一种溺赏，不可能造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效果。因此，奖赏是一把“双刃剑”，指向必须要有针对性。具体而言，就是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论功行赏，不搞平均分配，杜绝坐享其成、无功受禄的情况出现，就可用具体利益鼓动将士的进取心理与破敌勇气，从而保证每次战斗都能人人尽责、个个出力，是一种符合战争目标的正确价值方向引导。赏罚分明，悬赏鼓动与实施奖励一致，可促使官兵行为沿着所引导的正确方向发挥力量，是每战获胜的无形保证。曹操北伐失利后重赏谏臣，充分体现出其在奖励激励部署上的风度。粟裕奖励有力，激励“四中队”多次提供准确情报，对帮助华东野战军首长正确决策发挥关键作用。
精神和物质奖励有机结合是实施“赏战”的具体手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更多是从物质、金钱方面去理解赏的内涵，但物质奖励并不是万能的。从古今中外的战例可知，大部分的勇士并不是因利而战，而是为义而战。在这些义勇之士面前施赏，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因此，重赏不能只理解为物质、金钱，应该包括精神方面的沟通、人格的理解，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在实施“赏战”的过程中，赏的具体手段应区分为两种：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针对具体需求将两者有机结合方能发挥“赏战”的最大效用。古代社会侧重物质层面上的奖励，动辄以钱帛、官阶等作为施赏的手段，而我军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奖励，如荣誉体系的构建，功臣等级的授予、组织的关心关怀等，这与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是分不开的。粟裕对“四中队”论功奖励，既注重为其实现作战价值提供物质保障，更强调荣誉奖励与关心个人。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粟裕不仅多次公开表扬“四中队”，同时要求副官处给“四中队”配备骡马、挑夫、汽车，在行军时为他们运送机器设备，保证工作顺利开展。不管是“两斤猪肉”，还是几句关心和表扬的话，都能极大调动指战员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爆发出巨大潜能。
把握赏的时机和限度是发挥“赏战”作用的保证。有效的奖赏能巩固己方实力，挖掘自身潜力，而运用不当，赏不准、赏不及时或赏之过滥，都会挫败士气、滋生怨气，助长投机主义行为，与“赏战”的初衷背道而驰，此时的赏反而成为一种纯粹功利性因素，就可能变成追名逐利、瓦解士气的腐蚀剂，这是实行奖励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因此，灵活把握赏的频度和限度是发挥“赏战”作用的关键。曹操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导致出师不利，大胆施赏当初谏言的将领，使得上下一心，极大鼓动了部属的积极性。粟裕不失时机给“四中队”人员分发猪肉，第一时间给破译敌情做出突出贡献的周中昭记一等功，并多次对“四中队”集体予以表扬，可以说既突出了赏的时效性，又体现了赏的示范性，很好地发挥了赏的作用，达到了“赏战”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