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云叔叔看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块花布，交给母亲说，女孩儿爱美呢，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
没几天，发生了后来流传甚广的故事：父亲把我弄丢了。
那是过贵州的一个山垭口，前后突然发现了敌人。父亲意识到有落入包围的危险，打马狂奔，迅速调动被挤压在山垭里的部队抢占两边的山冈。但他想不到，就在这时，我就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的怀里被颠了出来，重重地落进路边的草丛里。接下来杀声四起，红军从山垭口夺路而行，没有人会想到从军团总指挥的怀里掉出一个孩子来。
部队突围后，山垭复归沉寂，山风像水一样徐徐漫过来。我想，我落入草丛后的反应纯属条件反射，当那串熟悉的马蹄声消失之后，摔晕在草丛里的我慢慢醒来，感到周围冷冰冰的，不由得哭了起来。但我那天的哭声，是那么微弱，那么的有气无力。
山垭遭遇战后，父亲带领部队一口气奔袭了几十里。喘口气的时候，他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掏口袋里的烟斗，就像触电一般，猝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一声“糟糕”还未出口，汗珠已滚滚流淌。当即他烟不抽，脚不歇，带上两个警卫员，快马加鞭，火速返回去寻找。
路过一片树林时，几个坐在树下歇息的伤病员看见军团总指挥驰马过来，急忙站起来敬礼，父亲的马像风一样从他们的面前刮过去。这时候，他的心里只有孩子，只有他认定丢失我的那个山垭。
跑着，跑着，父亲心里一惊，下意识勒住了缰绳。胯下的马在啸叫中掉转身子，又往回跑。跑回伤病员跟前，父亲没头没脑地问：“你们看见了我的孩子吗？”
伤病员们一愣，把刚捡到的襁褓茫然举起来：“总指挥，是这个孩子吗？”
原来，落在大部队后面的这几个伤病员，在走过刚打过仗的那个山垭口时，奇怪地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们在草丛中找到我后，见我裹着红军的衣服，认定我是红军的后代，于是抱上我继续赶路。
“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如同抢夺一般把襁褓搂进怀里。掀开一看，我哼哼唧唧的，饿得把手指吮得吱吱有声。
父亲的眼睛红了，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说起来，最难的还是我母亲，她可不是粗手大脚的乡下女人，而是长沙名校兑泽中学毕业的进步学生，长得细皮嫩肉。但她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我父亲，也便选择了此后遍布荆棘的苦难人生。背着刚剪断脐带的我长征，她遭受的折磨和艰辛，起码是其他人的两三倍。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在月子里以虚弱的身子踏上漫漫征途的产妇。
刚出发时，我还能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让母亲拄着一根竹竿走自己的路。但到了云南境内，山高路险，树杈横生，她怕剐伤我娇嫩的皮肤，用一个布袋子兜着我，挂在胸前。走那样的路，连骡马都会失足跌进深渊，她一个女人，胸前还挂着一个四肢乱蹬、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毅力！
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哭不出来，大家认为我不能活了。建国后担任农业部部长的陈希云叔叔看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块花布，交给母亲说，女孩儿爱美呢，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母亲的心一颤，藏起花布，用尽办法救我的命。她想，女儿可是贺龙的命根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用自己的胸膛把她暖过来。即使死，也要让她死在自己的臂弯里。
万幸的是，我真是命大，几天后又能哭了，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