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一个风起的夜晚，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阅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后来我知道那本书又译作《雾都孤儿》。从那时候起，文字像幽灵一样渗透进我的灵魂，多年之后靠着它一边写着八股文，一边用最简短的断行句子表达着内心的脆弱和忧伤。那是三间土墙房最东间的阁楼，冬寒夏躁，但却是我最自由的空间，寒暑假和数年的周末的夜晚，躺在属于我一个人的松木床上，透过南北两片亮瓦，看浩瀚的银河在我的屋顶之外旋转，周而复始。一些起风的夜晚，往往乌云满天，星空只在如睡梦一般的想象中。经常时候，我守在一个人的阁楼，侧耳倾听几百米之外母亲劳作归来的脚步声，我甚至担心母亲会背着收获的粮食在陡峭的山路上不慎摔倒，或者在夏天的夜路上被毒蛇攻击，我和弟弟还饿着肚子，盼着母亲归来为我们做食物。我还记得一天傍晚狂风大人作，但母亲迟迟未归。我把两扇木门关上，扣上门闩，点上煤油灯，透过门缝，我看见一道道电光从屋前深丘的山野里迅急划过，然后是一声声炸响，仿佛要劈开这个世界。我在昏暗的灯光中紧紧地搂着弟弟，他娇弱的身体在我骄弱的怀里因巨大雷声的惊吓而不停抽搐，嘴里撕心裂肺地叫喊。我用脸颊紧贴着他的脸颊，手在他后背上不停地拍动，真希望这样能减轻他的恐惧。雷在屋顶上来回滚动，又一声炸响，弟弟开始大声哭泣。我的眼泪也开始默默地流淌，我不敢出声，怕我的哭声更加惊扰他幼小的心灵。我心里不停地默念着：妈妈，快回来吧，妈妈，快回来吧！弟弟哭着终于睡着了，我把他放到床上，手仍拍着，轻轻地擦去他眼角的泪痕。终于听到妈妈拍打门的声音，我擦干泪水，开了门，看到妈妈被淋成落汤鸡。
那年我十一岁，弟弟四岁。我的忧伤应该就是从那些年在黄昏狂风中对妈妈无奈的等待中开始的。这样的事件不止一次。十七年后我们举家定居重庆，母亲仍在城市的边缘找到一大片被征用而未开发的土地，辛勤耕种，收获一些疏菜。但她身体削瘦，面容憔悴，生活极尽节俭。而我却学会了抽烟、喝酒、买名牌衣服、独自一人或与朋友喝咖啡、下馆子，每月的消费数额是万万不敢告诉父亲母亲的，不然会惹他们担心、生气，严厉的政治教育课是免不了的。
母亲，母亲——
我在心里无数次这样呼唤着一个至亲之人的尊称，我习惯于叫她妈妈。远离故乡的游子的孤独她是最理解的，其实不是远离故乡的那份牵挂，而是对至亲至爱的人的牵挂。自父母随我妻儿定居重庆后，对故乡的牵挂渐年渐少，但还是会时常想起，想起老家的山和水、草与木、人和事，以及一些地名和院落，甚至连户户相通的道路每一块青石板的位置都了然于心。
太熟悉了，熟悉的事物却因远离而陌生。在雪域高原几经风雨，始终望不穿高原的云，看不透层叠的山，尽管眼前的风景那么美让那么多人为之歌颂为之痴迷。更多的时候，故乡在梦中，在孩提时代曾经自认为的勇敢无畏穿越过的山野丛林，在那雨后弥漫山间的洁白的云雾中。故乡那不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山山水水，至今都被我以圣洁的名义珍藏于心，尽管那些低矮的草房不再，那些熟悉的老人一个个离去曾经年轻的人们渐显苍老曾经幼小的孩子同我一样走进中年，尽管每次回家都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对我叫着叔叔爷爷，尽管邻里之间相互干活不再义务地“帮忙”而要付着和外面世界一样多的工钱，我总会在渐渐强烈的陌生感里找到记忆中依然亲切的东西，包括心无城府的笑容和对我的简单而至诚的夸赞。
我的故乡深藏在川东的深丘陵中。一道道岭一条条沟其实有些像陕北高原一样的地貌，只是那岭不是黄土而是坚硬的岩石，因了四川盆地湿润的气候，有幸覆盖了较好的植被。不像陕北人只住岭下河谷平地，家乡人住岭上更多些，大约是因为岭上阳光更充足更适合居住和耕作，不易遭受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那个叫雁架岭的地方是众多山岭中的一条，到今天恐怕很少有人能再叫出雁架岭这个地名。几年前我把它写成“晏家岭”，但因为整条岭没有一家姓晏的，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搞错了。我可爱的乡亲们总是把“晏”、“雁”等字念成“暗”，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写成“暗”字。有一次我爬上我家后面的山包上，那座山包名叫“大包”，是附近众多山包里最高的一座，居高临下，我看整条岭像一只南飞的大雁展开的双翅，于是我把它叫做“雁架岭”。这是我对于故乡地名的一个发明，因为其由来实在无法考证。而这样几乎无法考证的地名是很难让后来的年轻人记得住的，何况那么多的孩子从读小学开始都要住到二十公里外的镇上，除了周末，基本不在岭上，也很少会听人讲起过，被人淡忘本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