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1日下午，一声枪响过后，26岁的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因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没有战死沙场而毙命法场，善始却无善终地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甚至生命。
那年，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当年的审判卷宗、证言证据、恋爱书信、公诉书和判决书、法庭记录、当事人的签名，还有黄克功请求战死抗日前线给时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写的求赦信以及毛泽东给审判长雷经天和黄克功写的回信。70多年前的档案，除了听不到当事者的呼吸和发声，他们一切思想和情感、灵魂和行为都依然活在眼前，仿佛他们持卷向我述说历史的案情，更加激起我创作剧本的愿望。
从毛泽东不使用赦免权、给法庭的公开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统帅坚定的治军意志，绝不赦免、不庇护、不姑息侵害民众利益的爱将，贵在“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杀了黄克功，为党敲警钟。从此，锻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人民利益秋毫无犯的铁律；从此，陕北高原走出一支军纪严明战无不胜的军队，赢得了民心而赢得了全国政权。
没有人为黄克功立碑，也无法寻觅他的坟冢。但领袖的儆励“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像石碑一样压在我心里。当这个题材在酝酿中，我被严惩腐败高官胡长清、马向东等人的枪声所震动。于是，我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张志强一起开始了《黄克功案件》剧本的创作，2005年剧本写成，涉及毛泽东、张闻天、胡耀邦等党史重要人物，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又因为过去把这个案子看成桃色事件，不便于宣传和表现，几经曲折，多次努力，也没有申报拍摄的机会。其间还改写了话剧，依然无果。9年间我们没有放弃这个题材，为修改剧本、塑造审判长雷经天的形象，在他广西南宁的故居、在他参加江西南昌起义的旧址，寻找雷经天的人生足迹。在延安，联想那场写入党史军史的审判场面，由雷经天正色直绳地审判黄克功，两位都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因性格不同而创造了不同的命运。这个真实的案例尘封数年，被人遗忘，拍摄成电影当是一部有别于娱乐至死、炫富宫斗、抗战雷剧的直指人性普施法纪的警世之作。
“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就是要戒骄戒躁，莫重蹈黄克功覆辙。他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当其落入法绳，遂想请求赦免戴罪立功，是赦，还是杀？折磨着每一位当事者的人性，历史人物所以在文学中复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那永不泯灭的人性有力地拨动当代人的恻隐之心。情与法，罪与罚，会与现今人们的情感发生共鸣，会与时代话题反腐斗争产生共振。
面对在全面抗战之初、大敌当前形势下，后院燃起的这场火，毛泽东等老一辈统帅，不是简单地将犯罪的军官辕门斩首，而是交由法院依法公开审判，让世人、国人，甚至敌人看到，在法纪面前，共产党不搞官贵民贱，两碗水都要端平，功臣和平民一律平等。平等就是照耀故事的核心价值。
我是一个有军人情怀的编剧。1970年我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进军营，服役5年。边境作战时，我去云南前线深入生活，写了《陆军见习官》《我只流三次泪》两部电影。我深知，军纪与军力是成正比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始终伴有军纪修炼的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着每一位军人，是我们赢得人民拥护和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2014年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当天，《黄克功案件》终于冲破阻力，如碑一样耸立于银幕之上，告诫于后来者。黄克功被毙的枪声和今天审判贪腐高官的法槌声共鸣一处，向世人表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
衷心希望当这部电影走入军营之时，重温延安那场阳光下的审判，让历史的回音激起我们依法治军的铮铮誓言。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剖解自己的成长基因，尊崇法纪永远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信仰。
王兴东：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一级编剧。编剧电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孔繁森》《生死牛玉儒》等31部。其中，《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获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和第13届、第1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