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战士应不忘“初心”，始终要有社会责任和艺术担当
王：有文艺评论家认为，您创作的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有两点主要贡献：一个是编剧深刻洞察了历史的逻辑关系，清醒认识到“支部建在连上”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显示出深邃的史识眼光和雄健的思想魄力。另一个是对青年毛泽东的形象塑造，既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处境，又符合其性格特点，总体上有突破、有创新。您认可这种说法吗？您认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主题开掘和人物塑造上应把握些什么？
唐：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积累，以及历史认知、哲学思辨、艺术审美等方面能力的全面展示。习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这其实说出了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好作品的基本前提。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少不了深刻的历史观，只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深入研究，才能赋予作品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深邃感；其次要有对现实的干预热情和关照冲动，这类戏剧作品走进历史是为了反映当下，历史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特殊关注和冷静思考；第三是要有富有历史意蕴和时代感的舞台呈现，舞美、灯光等各种舞台表现手段，要体现创新思想，彰显艺术智慧。在人物塑造上，类似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形象，最重要的是不要捧上神坛，而是还原为人，但同时他又不是一般的人，他对中国革命和我军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贡献，他的内心挣扎和冲突矛盾，又是普通人所没有的。关键是走进人物内心深处，结合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找准人物个性的发展脉络。
王：作为主旋律题材作品，话剧《支部建在连上》的创作难度非常大，面对观众和市场时并不讨巧，您为什么还一直坚持这种创作选题？
唐：这部戏取材于秋收起义部队攻打浏阳失败之后，从1927年9月文家市转兵到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的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我始终觉得，文艺创作不能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实，用现实的思考看历史。当西方舆论肆意抹黑攻击党的领导，当互联网上别有用心之人反复聒噪“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当领袖人物、英模人物被任意矮化丑化，相信每个有良知的艺术家都坐不住了，军旅舞台上需要类似直接描写军魂、描绘领袖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来帮助部队官兵和老百姓更加深刻地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制度起源、历史脉络和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如今社会主体、经济主体的多样性、流动性大大增强，如何创新组织建设、使党支部仍然能够在最基层扎下根来，是需要重温历史、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本着这一份社会责任和艺术担当，我们坚持把这部戏搬上了舞台。我一直觉得，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注重对现实的关照，否则作品便会缺失现实意义，也会失去当代人的审美认同。当我们的戏剧舞台到处充斥着娱乐、调侃、戏说，其实是很危险的。在市场诱惑面前，我们作家艺术家应不忘“初心”，不忘当年从艺时的激情冲动和理想主义情怀，真正从个人内心愿望出发、从受众精神建设和心灵成长出发，多做一些有思想、有内涵、有情怀的好戏。
王：您刚才说到了社会责任和艺术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您认为，作家艺术家如何强化责任和担当意识？
唐：军旅剧作家应该创作什么？如何投入心力去创作？如何使笔下的人物形神兼备，引发观众心灵共振？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恒久困扰着每一个创作者。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句是“干什么的吆喝什么”，一句是“吃谁的饭给谁干活”。这两句朴素的话语说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这就是人要有良知、要有责任感。军旅作家首先是一名战士，对这支军队、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啥容易火写啥，啥来钱快写啥。军旅作家手中的笔，应该更多地为时代抒写、为人民抒怀、为官兵抒情，时刻关注军队的新军事变革和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军人本色、坚守艺术理想，是一种最起码的担当。作家艺术家的担当，还表现用脑袋思考，用思想写作，用身体力行，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情怀，与这个国家和民族休戚与共、荣辱相依。在社会转型期，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空虚浮躁的考验下，假如作家只关注个人的感受，放弃或淡化对社会发展、对军队建设的责任，甚至跟风去追逐什么“市场效益”，其作品就必然矮化，必然不会有大格局、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更多来自于自身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革命信念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