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战士应保持“冲锋姿态”，创作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王：您原来在祖国西北边陲生活工作了20多年，随后又来到繁华富庶的广州，这种地域环境的反差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唐：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创作环境的变化，对创作心态、生活积累、精神蜕变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常说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览祖国山川形胜，领略各地风土人情，见识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在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能够涵养创作者的胸襟气度，提升审美鉴赏能力。盛唐时李白仗剑游历，饱览祖国名山大川，甚至远足贝加尔湖畔；杜甫的一生更是颠沛流离、东奔西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自然界的风声鹤唳和人生的凄风苦雨，都成为他笔下沉郁顿挫、厚重有力的诗歌意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南下到了广州，我需要有一些走南闯北的经历，需要了解和体验与西部边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现在虽然常年在广州生活，可是新疆那片土地，那方山水，那座军营，那些战友，那个年代，把我的灵魂紧紧包裹，改变并塑造了我的筋骨，我早已与它们融为了一体。这种地域的交融和碰撞，带给我更多新鲜的艺术灵感和审美体验。去年，我受邀为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歌舞剧《达坂城的姑娘》，又一次次奔走在新疆大地上，直接得益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鉴。我深刻感受到，最美的艺术，还是来自于大地的馈赠。
王：您创作小说时曾在全国全军屡获大奖，现在从事戏剧创作同样达到一流水准，当初是什么促成您创作的转向？您如何平衡这两种不同创作样式的关系？
唐：我搞创作以来，无论是最初写小说，还是后来创作戏剧，写出的小说全都发表了，戏剧也基本都搬上了舞台。回顾我的创作生涯，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顺势而为、随遇而安。1969年入伍后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第一篇小说《铜墙铁壁》在《新疆日报》发了一个整版。1976年10月调入新疆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后，正式开始戏剧创作，创作了话剧《天山深处》（合作）、《草原珍珠》。1986年部队整编，我被安排到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有了更多时间写小说，评论界所称谓的“冰山”系列小说大部分是这时创作的。其间不断接到写话剧邀请，比如为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写了话剧《祁连山下》。这段时间，小说和戏剧创作穿插进行。在我看来，小说创作更偏向于个体，而戏剧创作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群体艺术；小说创作因为没有时间空间限制，可以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任思绪自由驰骋，而戏剧创作受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限制，犹如带着镣铐跳舞，显然更有难度和挑战性。从艺术角度来讲，这两者并不矛盾。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比如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般对小说、诗歌、戏剧等诸多文体均有涉猎。短篇小说大师契科夫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是他的戏剧作品，高尔基、雨果等文豪也热衷戏剧创作。老舍、莫言、刘恒等作家既写小说又写话剧，莫言曾说:“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他编剧的《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备受好评。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可以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一个好的剧作家，如果去驾驭长篇小说的话，其结构和表述能力绝对不会差。
王：从事文艺创作这么多年，您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您觉得当前军旅戏剧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唐：我一直在想，现在各类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舞台上各种剧目层出不穷，为啥读者和观众还觉得不解渴、不满足？到底有多少作品能征服受众、进入史册？客观地说，当前有太多缺乏思想内涵、精神高度和文化魅力的“快餐式”“应景式”“撒娇式”作品。我不能接受文艺作品对现实矛盾的失语、艺术创作的失真，特别是一些作家艺术家盲目追捧好莱坞式的时尚、“韩流”式的潮范儿，塑造的中国军人形象怪诞而不接地气。当下部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我套用这句话说，叫“写作没生活，一切瞎忙活”。文艺战士要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主动到基层官兵们中间去，用生命和热血体验生活，用心触摸新军事变革的脉搏，捕捉新鲜真实的第一手创作素材，才能打通与读者和观众心灵交融的路桥，创造出引发心灵共振和精神共鸣的好作品。戏剧艺术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更有自己的专业特殊性，良好的创作环境非常重要。军旅戏剧曾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辉煌。现在全军只有总政话剧团一个专业剧团，各军区有的只有一个10人编制的话剧队，有的连话剧队都没有，人才缺乏的问题较为突出，好的人才留不住、进不来，新生力量迟迟顶不上来。特别是优秀编剧人才奇缺，已成为制约军旅戏剧艺术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亟待引起足够重视并有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