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后雷锋”时代的种子效应
雷锋的名字，由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而传遍了神州大地。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批伟人名人，纷纷为雷锋题词。5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给雷锋题词19次，成为学雷锋活动的强大推动力。
著名诗人贺敬之在《雷锋之歌》中这样写道：“1963年的春天，使我们如此地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雷锋事迹展览，不到一个月就迎来了80多万人次，留言2.2万条。刊登雷锋事迹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行800万份仍然供不应求，一个炊事员只好从别人手里借一本手抄下来。周总理看到了这个手抄本，称赞他的学习精神，连声说道“扩大发行”。
雷锋的出现，使亿万人民从这个普通士兵身上寻找着“为谁活着，怎样做人”的人生答案。年轻的一代，从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人生路程中，懂得了：即使不能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成为英雄，也同样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而广大老百姓从雷锋同志春天般的温暖中感受到了做好事、树新风的快乐。由此，一个新词语出现了：“学雷锋做好事”。这6个字流传50多年，经久不衰，如今已成为最具标志的雷锋文化符号。
雷锋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和平时期人民军队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在对解放军的观察认识中加大了道德的元素。军事文化中亮丽的“雷锋文化”命题应时而生，而运用雷锋精神推动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也成为各级指挥员的自觉行动。一个“后雷锋”时代出现了。
一批雷锋歌曲、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感染了数以万计的人。《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由军队创作的悦耳动听的歌曲，至今还唱响在全军和全国大中小学的校园里。雷锋故事、雷锋日记是每个士兵必读教材。“学雷锋见行动，争做雷锋式的好战士”，成为军人的前进目标。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成为雷锋传人成长的土壤。
“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站起来”。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一个个雷锋式的先进人物，成为解放军英雄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见义勇为、舍己保护铁路的爱民模范欧阳海，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献身的优秀共青团员谢臣，头部受伤依然坚持作战的海军战士麦贤得，为保护群众舍身扑向意外爆炸点的战士王杰，为抢救6名少年拦截惊马而英勇牺牲的刘英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雷锋”。刘英俊在日记中写道，“雷锋啊，我的战友！你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你的热血，在我身上沸腾”。
刘英俊牺牲之后，这支部队从鞍山迎来了一位年轻的新战士，他以雷锋、刘英俊为榜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善行人生，积丘成山，在雷锋牺牲50年后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当代雷锋”。他叫郭明义，如今跟着他学雷锋的团队成员已达30多万人。当年的学雷锋活动中，另一个积极分子叫孙茂芳，走上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的岗位后，依然把学雷锋当作自己的自觉行动，将孤寡老人当做自己的亲人，做过的好事多得数不清，在72岁那年被国家树为2014年度的“当代雷锋”。人们习惯于对这个一辈子学雷锋的老干部称之为“老雷”，而忽略其本名“孙茂芳”。一位外国朋友问道：“你为何姓雷，学雷锋又有什么好处？”他回答：“学雷锋有德，德高寿长。”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尽管社会思潮纷杂，价值观念多元，但雷锋文化形成的影响力，使学雷锋活动在军营持续发展。全军先后涌现出140多名“学雷锋标兵”。朱伯儒、黄祖示、刘德全、李润虎等学雷锋“对崇高的坚持”，感染了社会；张子祥“帮傻子、抚孤寡”，使外国记者将雷锋比作“东方的耶稣”；累死在汶川抗震救灾现场的军校学员、钢铁战士武文斌，使人们重新认识了80后新生代，他们和雷锋一样仍是可爱的人。
雷锋生前所在团20000多名复转官兵，“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把雷锋精神种子播撒四方。以雷锋战友、第九任团长宋清梅为代表的560名战友，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矢志不移学雷锋。在家乡邓州成立“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自2007年至2013年国家已经开展的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李素芝、孟祥斌、邰忠利、何祥美等23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赵渭忠、向南林、彭燕、何敏等41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雷锋那样能够引起全国全军向他学习的持续热潮。雷锋精神的弘扬，雷锋文化的传播，使人民军队成为培育雷锋传人最有成效的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