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来信啦！一封又一封，应接不暇。完全可以想象，也完全可以理解，韶山来信——除了问候之外，更多的则是写信“求”他，或要求帮助调入北京安排工作，或要求解决求学入党问题，或要求政府给予特殊照顾和待遇。怎么办？
家书抵万金。对亲友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当然重视，几乎每一封信都亲笔回复。想当初，1925年的春天，他第5次回韶山“养疴”，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韶山党支部，领导群众向地主土豪劣绅展开“平粜阻运”的斗争，不就是希望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吗？如今，你毛泽东当了主席，难道就不管不顾韶山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了吗？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毛泽东无限眷恋着韶山，思念着乡亲。早在1937年11月27日，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表兄文运昌，满怀深情地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拒绝了表兄来延安工作的请求，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
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他得到了舅舅、舅母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表兄文运昌更是情同手足，交往最为密切。要知道，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正是经过文运昌的介绍和帮助，才使父亲同意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也正是文运昌借给他《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新书刊，令他大开眼界，思想得以启蒙。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致信毛泽东，要求为其介绍工作。毛泽东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还有一次，文运昌致信毛泽东，要求为外婆家的15位亲戚解决求职、求学的问题。这15个人，年龄在12岁到18岁之间，都有一定的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提出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谋得一条生路，不算太过分。但当这封信送到毛泽东手里时，他只是在信笺的页眉上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人们会说话的。”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6个字，体现的却是领袖对人民话语权的敬畏与尊重。“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在乎“人们会说话的”？首先是因为他在乎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投身中国革命的理想；其次是因为他在乎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要兑现他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承诺。权，要为民所用；利，要为民所谋。没有私心杂念的毛泽东以他的大爱和无私，替代了那种基于血缘和亲情、乡情、友情的“小爱”与“自私”，他把对家乡对亲友的真爱，化作一种对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和法律制度的敬畏，慎思、慎言、慎行、慎独，让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在人民监督的阳光下运行。我们不妨晒一晒毛泽东的两封信，从中可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在韶山来信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方法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