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贺捷生的母亲以96岁高龄在北京去世。贺捷生说自己能告慰母亲的是母亲对围场的遗愿，几年前就实现了。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版刊文《母亲的流金岁月》，作者贺捷生在文中回忆了母亲与围场的那些往事。
贺捷生和母亲蹇先任。（资料照片）
母亲的流金岁月
■贺捷生
1946年4月的一天，我母亲坐着一辆木轮车，从热河去围场。赶车的是个老大爷，受命来迎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坐在他车上的，却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我母亲面色白净，目光温润，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黄色大衣里，头上戴着一顶旧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飞翔时展开的一对翅膀；尤其，她还带着队伍上相当一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那种盒子炮，枪把上系着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赶车老人猜不出我母亲的年纪，但他怎么看我母亲怎么不像一个当官的人。车刚上路，老人好奇地逗我母亲说，这位大姐，鬼子和汉奸都打跑了，你去围场打什么呢？母亲扑哧一笑，说：“我打国民党。”
母亲那年37岁，化名黄代芳去围场做群众工作，但此时她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在长沙读书时开始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8岁，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和学习。当她1943年历经千辛万苦，从西伯利亚经新疆回到延安，她日夜思念的孩子却杳无音信。当时，人们担心她受不了这种打击，说不定会精神崩溃，会疯掉。但她不仅没有精神崩溃，而且更像一名战士站在了战斗队伍中。面对人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她淡然一笑，因为她心里最清楚，她是来革命的，而不是为了别的。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她想，从湘西到陕北，从中国到苏联，再从苏联回国，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的好同志牺牲了，我这条命，从此彻底交给这场即将到来的祖国的解放战争。
母亲通过中共热河组织部主动要求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的事件。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的，许多伤病员莫名其妙地死亡，使人怀疑医院里存在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有些重伤员送进去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眼睁睁死去。
从医院回分区组织部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医院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于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工作。但是，当她决定亲自扎下去时，组织部领导为难了，说首长啊，你是经历过长征的人，又是……实话对你说吧，现在分区的管辖范围，只有围场缺个县委副书记，可那儿太荒凉，太艰苦，职务又偏低，谁忍心让你去呢？还是等等吧。母亲说，还等什么？我也不计较职务高低。既然围场需要人，我就去围场。
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开始陷入僵局，两党两军必有一战已成为共识。像母亲这样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已经预感到战争即将到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搭在了弦上。
县委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当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支队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我党正在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需要县委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喜出望外，说，黄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八路军政治部和军政大学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过境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
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她到达围场的当天，便骑上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开始去迎送过往干部。
骑白马，挎双枪，当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在当年皇帝围猎的土地上，把党的一批批干部不知疲倦地送往东北时，她骑在马上的那副飒爽英姿，从此便像故事传说那样留在了围场人民和她的后辈们心里。几十年后说起这段岁月，她神采奕奕，依然沉浸在对当年战斗生活的痴迷中。母亲说，那些日子她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但她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活得特别充实。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风吹动着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就像一团火奔向太阳。
母亲少女时代在省城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幽静多思，文采飞扬，向往未来做一名中小学教师，或当个作家。长征后到了莫斯科，读了大量高尔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苏俄作家的作品，曾萌发用自己的笔抒写战斗历程的美好愿望。但因为经历过太多苦难，有太多的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这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到了围场，这种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让她精神焕发，变得像过去那样年轻、快乐，那样渴望经受暴风雨的洗礼。
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还有长征期间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学习时的老战友、老朋友，她上抗日军政大学时的同学和当军政大学老师后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每次都像亲人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把他们安顿在克勒沟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众人围着噼噼啪啪烧红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母亲的心里敞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解放后，在某个会议上或某种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致意并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大决战宣告开始。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和糟蹋；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完善各地武装力量。农历十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的电话，回县里向这位同时期去苏联的老上级汇报工作。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母亲才离开半天的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了。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跟她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