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撰文回忆母亲与围场的那些往事

来源:中国军网综合作者:贺捷生责任编辑:于美玉
2017-03-13 04:08

标题书法 郭亚林

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部队占领隆化,开始向邻县围场逼近,围场孤悬于敌人的铁蹄下。县委迅速组织力量转移财物和粮食,接着分东、西、中三路 ,由县委书记、县长和我母亲分头领衔,带领群众向内蒙方向撤退。

母亲坐镇的中路,集中了以新拨区为主的数千名老百姓,逶迤而行的队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母亲骑着马在队伍的前后奔跑,嗓子喊哑了,身子被行走在山路上的马颠得快要散架了。在这危难之时,她尽力保护老百姓们,与他们同甘共苦。

走了一阵,母亲的心里一惊:区委书记赵友怎么不见了?不行,得把他找回来!这么想着,她掉转马头,急忙往回寻找。没跑出去多远,母亲站在高处,清楚地看见敌人从几里外追上来了,黄黄的一片像溃堤时涌来的洪水。敌人的马队把撤退的队伍拦腰截断了,在敌人迅速展开的包围圈里,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样旋转起来。母亲心如刀绞,只能护送剩下的群众继续北撤。

两天后,三路撤退大军在内蒙经朋会合。清点队伍,县委和区委干部只撤出来70多人,失散的群众不计其数。当县委书记王克东、县长张静之和母亲的手重新握在一起的时候,生存的严峻和斗争的艰难已残酷地摆在他们面前。

新拨区区委书记赵友临阵脱逃,母亲在撤退中派人把他追回来后,他的贪污等问题也便完全暴露了。赵友人赃俱在,该如何处置?县委书记和县长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按军法处置,枪毙!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环境如此险恶,没有铁的纪律,剩下来的人谁能保证不会逃跑,不会叛变投敌?县委书记和县长完全赞同母亲的意见。

从收复县府大院,到剩下几十个干部撤退到外地,必须重振旗鼓,卷土重来,这个转变太突兀了!县委当即做出决定:以分区部队作依靠,集中县机关干部和县区武装力量,由3位主要领导带队,伺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昼伏夜出,风吹雨打,大路不走走小路,整天躲躲藏藏,这就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此后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有什么吃什么;夜晚居无定所,碰见茅屋睡茅屋,遇上猪圈睡猪圈;有时干脆不睡,几个人背靠背地在星空下坐到天亮;子弹任何时候都上膛,与敌人遭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对于游击队的这种生活,母亲太熟悉了,可以说驾轻就熟。连那些年轻队员都感到奇怪,说黄书记,你一个老大姐,过过有钱人家的好日子,见过外国的大世面,怎么能吃这种苦?母亲说,这算什么苦?长征的时候我背着枪,背着孩子,爬雪山过草地,比这苦多了。人都是逼出来的,多大的苦熬一熬就过去了。

寒冬来了,旷野大雪纷飞,口外的寒冷令人谈虎色变。母亲后来回忆说,在围场打游击的那些日子,什么苦与天冷比起来,都算不得苦了。他们出去执行任务,风餐露宿,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风不是吹过来的,而是像刀那样飞过来,砍过来。即使躲在日伪时期围民并屯留下的废弃茅屋里,大家也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晚伏击,必须相互提醒不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被冻僵了,再也醒不过来。走在路上,枪不能用手拿,只能像搂孩子那样搂在怀里;用手拿着枪,枪很快就与手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生生撕下一张皮来。

后来,县委跟着分区部队向南挺进,到达邻县隆化一个叫小庙子的地方。分区政委谢明要围场的干部留下来,返回围场打游击。母亲马上站出来说,我不同意!围场暂时回不去。然后列举了三条理由:首先,围场现在由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重兵把守,把他们几十个人,几十条破破烂烂的枪留下来打游击,等于白白送死;其次,围场被日伪统治14年,他们才接管几个月,群众基础薄弱,让他们留下来,根本站不住脚;第三,当地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没有藏身之地,不像南方,村子里待不住可以上山,敌人不把他们打死,也会被活活冻死。

分区政委和司令员觉得我母亲说得在理,同意把围场和隆化两个县的地方干部和武装力量一起带上。几天后,安全撤到了平北老革命根据地喜峰岔村。

上级通知他们先在这里休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听说我母亲来了,住在村里的冀热察辽军区刘道生司令员特地过来看望她。刘司令员握着母亲的手,叫着她真实的名字,高兴地说:“蹇先任同志,你们坚持把县里的干部带出来,做得非常对。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啊!如果把他们留在县里,以他们那么微弱的力量去与敌人的大部队对抗,最终一个个牺牲了,将来我们解放围场,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了,这就惨了。执行中央的精神应该机动灵活嘛,不能生搬硬套。”

话说回来,母亲他们率领县委和县中队离开围场,实属无奈之举。几十年后她不无自责地对我说,当他们上路的时候,看见围场笼罩在一片沉沉的夜色之中,她心里就像刀割那么难受,好像又丢了一个孩子。她当时想,不,这不算完,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围场去。

57年后的2004年7月,孤独的母亲以96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她的积蓄全部捐给围场,希望在当年的围场县城克勒沟为孩子们盖一所像样的学校,并把她当年在围场打游击时保存下来的器物和解放后陆续购买的书籍全部捐给这所学校。

我能告慰母亲的是,她对围场的遗愿,几年前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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