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周正在苏北淮安表演慰问华中野战军
煤粉厂巧遇“同行”
到了新浦,周正先住进了他大舅杨立奎家。
“大舅家也很穷,住在陇海路铁道南约200米一片水洼旁边的一间小破房子里。大舅靠给人修房子做工挣点钱维持生计,生活很困难,但人很好,很忠厚老实。”周正说。
安顿下来后,周正就开始考虑开展工作。任务很明确,要侦察敌情,就要先熟悉周围环境。“说来也巧,我另一个舅舅家的表弟在新浦干交通警察,那时交通警察实际上是以维持社会秩序、解决居民纠纷为主。尽管我对这个干伪事的兄弟没什么好感,但从工作考虑,没事就与他闲拉呱,了解些情况。”
过了几天,周围环境基本熟悉了。周正找到了附近一个煤粉厂,煤粉厂紧挨着日军兵营的后院,他扮作运煤的劳力,用煤灰往脸上胡乱抹了两把,把草帽低低地扣在头上,一边帮着往煤场里推煤车,一边暗暗望鬼子兵营里瞅。“兵营里有大炮但看不见,只能看到十几匹东洋马。我就注意鬼子的出入活动情况。”
煤场另一边是一片空场,附近有座寺庙。没想到,在这里周正竟然碰到了熟人。“这人叫张仪康,原来也是淮海军区文工团的,这时穿一身警察局的服装,一看就是混上了官面的差事。我怀疑他是叛变投敌的,而他也怀疑我是脱离了队伍跑出来的。”
双方照了面,谁也躲不过去了。张仪康主动过来搭讪,拉着周正的手说:“走,一边说话。”走到没人的空地,他问周正:“你怎么来的?”周正也问他:“你怎么来的?”
“我们彼此察言观色,互相揣摩。我想,如果他是叛变投敌的,应该不会领我到没人的地方,而是会用别的方式对待我。这样我心里多少有数了,估计他和我是同行。最后他说,你先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是老吴让我来的。他马上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他也是老吴让来的。我们顿时感到无比亲切。”
看张仪康已经穿上了警察制服,行动很安全,而自己还立足未稳,周正有些着急。“我说,敌人扫荡,形势危急,我的任务很明确。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办个身份证件?他沉思片刻,让我第二天上午到警察局二科去。”
第二天上午,周正来到警察局二科,张仪康给他编了个住址,打着同学的幌子,让同事给帮着办个证件。就这样,周正顺利拿到了一个警察局二科科员证,科员证也可作身份证件用。“有了证件,我心里踏实了,不怕被查了,可以大胆出门了。”
周正首先将目光瞄准了他的小学同学张志忠。“张志忠是我小学时一个要好的同学,他家开了个麻将馆,招徕人来这里打麻将、推牌九赌博,靠开赌场抽头。聊得多了,周正有意无意地说起他家隔壁南邻的事情。
原来,周正发现,隔壁这家人总是带着武装人员出入,但都穿便衣。两家之间是用芦苇编起来的帐子篱笆墙,虽然糊上了泥巴,但上面有很多缝隙,两边说话都互相听得清清楚楚,人影活动也能看得见。
张志忠告诉周正,这家住的人姓杨,是别动队的杨大队长。周正问:“别动队是干什么的?”张志忠说:“是归皇军直接领导的一支队伍。杨大队长过去干过共产党,投降到皇军这边来的。”张志忠的这句话引起了周正的警觉,“我问别动队人不少吧?张志忠说,杨的身边有三四十个人,皇军很器重他,给他配备得很好,一人一辆自行车,一支长枪,一支匣枪。”
起初,周正不敢详细打听,怕引起别人怀疑。后来逐步了解到,杨大队长名叫杨步仁,他原名叫王凤鸣,曾于1939年8月在鲁西南苏鲁豫边区,与暗藏在我党内部的王须仁一起,制造了湖西“肃托事件”,造成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造成极其严重损失。”当时王须仁是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凤鸣是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逃跑后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并改名杨步仁,隐藏身份。先在汪伪七十一旅李亚藩部任营长,后向日伪申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自任大队长。这处房屋是王凤鸣的丈人家,他老丈人名叫孙汉卿,当时是新海连市兴隆镇的镇长。”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正感到事情重大,在回淮海根据地交通站汇报情况时,向上级报告了有关杨步仁的情况。“上级指示,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杨的动向,并介绍了湖西事件的经过和杨步仁的罪恶。这样我就暂时住在了张志忠家。”他没事就在张家麻将桌上,耳边听着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议论,眼光留意着隔壁杨家出出进进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什么动向。在这里,一来便于自己安全隐蔽,在杨步仁眼皮子底下,日伪方面很少来人盘查；二来可以探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