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新疆红军航空队”始终受到我党的关心爱护
党中央对在新疆学习的指战员非常关心。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在途经迪化逗留期间，正值总支队在进行野营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周副主席在陈潭秋的陪同下，专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看望“新兵营”指战员，向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他说：“党中央要求你们认真学好军事技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出自己的特种兵骨干，大家一定要安心学习，一定要学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机械化部队。”
在野营地，周副主席还接见了我党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副主席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习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详细询问了我党航空队学员的学习情况，当听说学员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他还给这两位代表分析了国民党空军的状况和教训，兴奋地谈到了我党建立人民空军的设想和要求。
周副主席1940年3月初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
他关心着继续留在新疆的航空队学员，又一次接见了吕黎平和机械班代表朱火华，关切地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当听到这些红军中的营团级干部始终过着学员生活，年龄大了还不能成家时，周副主席赞扬他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鼓励他们抓紧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的，暂时没有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郭林：《周副主席过新疆》，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这支“红军航空队”，平时虽然处于新疆督署航空队内，在行政管理、航空训练等方面，受校方和苏联顾问支配，但在党组织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人员调整、经费筹措、生活补贴等方面，仍受我党驻新疆代表亲自领导。第一任代表陈云，曾催促苏联援助督署航空队一批战斗机，落实了当初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第二任代表邓发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导学员们不怕冷嘲热讽，团结协作，互帮互学，攻克了文化和航空理论难关。第三任代表陈潭秋，对培养我党我军这支航空队伍也极为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红军航空队”党支部下面分为五个党小组，飞行班三个，机械班两个。（见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因为陈潭秋同志不便到新疆督署航空队看望学员，就规定支委会成员到他住处汇报工作。每一次支部大会，他都几乎亲自参加，直接布置、检查和讲评支部的工作。他经常向航空队员们传达党中央的文件和重大的方针、政策，还多次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激励航空队的同志们树立革命理想，战胜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在生活上，陈潭秋同志对红军干部航空学员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1940年后，盛世才没有根据物价上涨相应的增拨学员灶的伙食费，学员们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
陈潭秋同志见学员们消瘦了，非常心疼着急。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从办事处的经费中每月拨出一部分钱，作为学员们的伙食补助。当改装战斗机的学员们在野外机场训练时，生活条件更差，陈潭秋同志就设法借来几支小口径步枪，让学员们打点儿野味，补充营养。学员有了困难，陈潭秋同志就亲自想方设法解决。例如机械班的周立范经常肚子疼，督署航空队军医确诊他长了一个大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同志闻讯后，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治疗，他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在盛世才部队的一个医院里，找到一名苏联肿瘤专家，给周立范做了大手术，切除了肿瘤。在周立范住院和休养期间，陈潭秋同志还多次用自己的津贴费，购买营养品前往看望，并指示我党学员们要多关心爱护他，周立范同志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
至于我党航空队在学习训练期间的费用，也需自筹一部分，钱由共产国际供给，每月大约四百美元。1940年1月，“新兵营”撤走后，中央代表陈潭秋曾与“远方”（即共产国际）电报联系此事，并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去电说明。1月18日，《新疆办事处关于新兵营回延安和航空队经费供给致邓发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中写道：“留此学习及修养的，除航空队外，还有50余人。航空班用费拟自筹，合计每月需美金四百元，已电远方要求供给。望你们也去电说明。”（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机构》（2）第5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940年夏，航空队的学习遇到困难。因阿山、和田事件发生，盛世才调走了几架飞机镇压“叛乱”，使航空队学习无法继续。陈潭秋在10月21日发出《关于航空队状况及下一步的处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电文说：“航空队同志是我们准备将来空军的第一批干部，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可是一年多来，因技术条件和环境关系，进步很少。……最近他们要求直接写信给中央陈述意见，我已同意。究竟对他们的问题如何处置，希望中央严重讨论一次，给以具体指示……”（引自《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617页）
当时，航空队学员要求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三条要求：一、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二、参加陆战队抗日；三、赴苏参战。党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引自《新疆革命史》第93页；《中共党史资料》第25期，第29页）
当盛世才加紧投靠蒋介石，于1942年7月把航空队逐出督署航空队后，航空队自成体系的搬到了南梁的招待所（归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因先后调出3人，牺牲2人，病退1人，此时航空队有37人。陈潭秋同志来看望航空队员时，告诉他们：“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新疆送你们返回延安，已经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1942年9月初，新疆政局已十分险恶。陈潭秋同志找航空队党支部的新老成员谈话。他在分析形势后说：“党中央批准了你们撤到苏联去继续学习，你们现在可以做走的准备，行李物品尽量少带……我们在新疆的所有人员准备分三批撤走。你们学习航空的同志是第一批，吉合同志同你们一块走，他对苏联的情况熟悉，懂俄语便于接洽。”（见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碧血洒天山》）
此后，陈潭秋同志被抓走，航空队同志也被软禁、监押，与党代表失去了联系。但陈潭秋同志被害前还在关心航空队的同志，曾给他们写信，并嘱托党组织负责人给航空队员每人补助100元生活费。
1944年冬，航空队的同志们被转押到第二监狱的黑牢后，他们设法与狱中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敌人用严刑毒打，甚至用砍头、枪毙来威胁他们，他们都没有屈服。他们在“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不屈不挠地开展对敌斗争。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集体释放出狱。于同年7月11日，安全地回到延安。
这支由红军干部组成的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与其他一道返回延安的我党人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七里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高兴地对航空队员们说：“我军在东北缴获了日本不少航空器材，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少驾驶人员和维护人员。你们回来了，就很好嘛！正好发挥骨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