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继“红军航空队”之后成立的“新兵营航空班”在争取进入航空队未果后无奈回撤延安
1938年10月，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代培的“红军航空队”飞行班，转入埃尔－5型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初级教练机富余了一些，盛世才考虑续办第四期飞行班。中共中央代表邓发考虑，这是可以再送一些人进入督署航空队的好机会，有的可以当教员，有的可以当学员。能当教员的有常乾坤、王弼。
常乾坤是1926年从广州航校选送苏联学飞行的，王弼是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送学飞机机械的。二人毕业后在苏联空军中服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在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的常乾坤、王弼，向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请求。获准后，二人于1938年9月抵达迪化。但因盛世才的反对，我党代表送他们进督署航空队担任教官的计划未能实现。
就在这一年的8月至9月间及以后，我党曾调一批青年干部来新疆，准备作为第二批代培人员进入督署航空队学习。这批干部有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其中，郑德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于1930年10月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学习飞行，1932年4月毕业，后来回到延安，这次也被党派到迪化。可是，当中央代表与盛世才协商时，盛世才也拒绝接纳这批干部。
无奈之下，我党驻新疆代表处只得将以上干部组织起来，在“新兵营”内成立了一个教员训练班，边学习边与盛世才协商。1938年底，曾在苏联学习航空的李凡、王琏、王春回国到迪化后，也编入这个班。1939年5月，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刘风回到迪化后，中央代表邓发遂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等人抽出来，加上刘风，组成航空训练班。以后，扩大到10多人。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也参加了这个航空班。后来从苏联回来的一名朝鲜族青年王天，是准备来新疆学飞行的，也留在了航空班。
航空班主任由郑德担任，常乾坤和王弼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郑德兼任文化教员，“新兵营”参谋长苏进（红军长征前曾任师长，红军大学训练科长）讲授军事课，“新兵营”政治处主任肖理（即中央迎接西路军五人代表团成员、陈云机要秘书）、邓发机要秘书冯铉讲授联共党史课。陈潭秋同志接任第三任代表后，曾亲自讲授《中国革命》课。
这个航空训练班，只进行航空理论教育，没有飞机提供基本驾驶技术训练，航空班与俄文班、教员班一样，均属“新兵营”管辖，按“新兵营”的安排进行日常活动。在1939年夏秋季节，航空班就参加了“新兵营”的野营训练和军事演习活动。1940年初，“新兵营”撤回延安时，航空班的林征、吴元任等人也随同东返。
吴元任曾任东北老航校指导员、空八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回忆说：“1939年，我们一行从延安到新疆去学习航空技术，在那里认识了我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同志。……当时，我们作为航空班学员在新兵营里学习。不久，我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郊外搞野营训练，潭秋同志具体领导我们进行实战练习。……1940年，潭秋同志报告党中央，决定送我们在新兵营学习的同志返回延安，临行时，潭秋同志作了精心安排，并一直送我们到迪化远郊。”（引自吴元任：《潭秋同志关怀我们“新兵营”战士》载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回忆陈潭秋》）
“新兵营”撤走后，航空班与兽医班的大部分人仍留在迪化继续学习，归八路军办事处管理。几个月后，“航空班”有一部分人因执行押送纸车任务回到了延安。据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王韵雪回忆：“记得有一次中央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潭秋给延安筹措一批白纸，以保证《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潭秋接电后，日夜奔走，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在苏联的帮助下筹措到了十吨白纸。为了押运这批纸张，潭秋将‘新兵营’航空班留下的约十几位同志（原准备去航空队学习，因被盛世才拒绝而未去成）组织起来，押运纸车回延安。”（引自中共黄冈县委宣传部1980年5月编辑的《陈潭秋》内部资料）
剩下郑德、常乾坤、王弼等七名航空专业干部及王天，继续争取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经过交涉，仍未能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于是在1940年11月奉调回延安。
航空班一行人乘苏联军用汽车到兰州后，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换乘公共汽车去西安。为了安全，10人（含两名随行者）分成两批上路。第一批人员由郑德带队，含李凡、王春、王天、蔡芬，先一天启程，到达平凉附近被国民党扣押。由王弼牵头的第二批人员，含常乾坤、刘风、王琏和刘某，到达西安后，立即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郑德等五人被扣押的消息。八路军办事处出面交涉没有结果。后来王天从国民党西安集中营脱身回到延安，大家才知道，郑德、李凡牺牲，王春等不知所终。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人护送，王弼、常乾坤等五人乘延安来的货车，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
综上所述可知，“新兵营航空班”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后续分队，为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进行了一年多的争取等待和航空理论学习。其中有数月参加野营训练和实战演习。其成员与“新兵营”的老成员，即西路军余部红军干部战士有所不同，他们是新增的成员，除郑德外，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新兵”。眼下有些人竟然把我党第一支航空队说成是“盛世才的航空队”，而把“新兵营航空班”说成是我党在新疆的最早的航空队伍。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偏见之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航空训练班是在常乾坤、王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下”的“正宗”的航空队伍。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固然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我党送训的优秀航空骨干，但是他们毕竟是刚回国参军的技术人员，何况常乾坤同志是带着两次失去党组织关系的苦恼来到迪化的。（常在苏联先失掉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之后申请成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又因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而未能转正为苏共正式党员）。所以在航空训练班期间只是教员，且不能参加党组织活动。回到延安后，经查询黄埔军校党员名单和王世英证明，由中组部批准恢复党籍。为他后来逐步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高级将领增添了必要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迪化航空班时就是“亲自领导”的“负责人”。
（作者系军旅作家，原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记者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