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记者，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与葛庆余的离别竟成了永别。
自离开沈阳，我就再也没有能同葛庆余取得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后，我萌生了前往沈阳寻找当年这位中国恩人的念头，于是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寻求帮助，但寻找中国朋友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寻找中国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军战俘营史实的杨竞帮助查找。几经寻访，葛庆余的下落终于查明了，但他们夫妇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当年那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这些消息后，我内心万分悲痛。
为了缅怀中国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庆余当年的照片送给他的其余子女，看到葛庆余的照片终于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些许安慰。
(杨 竞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