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于金庸《明报》社论也是十分了解的。1981年6月27日闭幕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中心工作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和平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此时，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为何要通过金庸呢？邓小平认为：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华人世界颇有号召力。他多年和林彪、江青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访问台湾时，尽管蒋介石因重病在身未见他，但蒋经国与他进行了深谈。金庸本人也主张和平统一，他曾在视察杀气腾腾的金门之后感叹道：“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1981年夏，北京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能见到敬仰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
一见到金庸，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金庸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住他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作了回答。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像下合影留念，然后到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金庸穿着西装，便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咱们不必拘礼。”于是，一位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与一位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展开了坦诚交谈。
邓小平对金庸说，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表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最为重要，邓小平亦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两人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召开时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决议》还未写好，写《决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多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表示，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谈到金庸父亲查民卿当年在 “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了。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后，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3天后就告罄，连续加印了两次。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金庸小说全集》。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对金庸而言，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