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方能打破“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与“延安窑洞对话”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薛鑫良责任编辑:王俊
2017-03-24 16:21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成为党史国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2012年12月24日和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明确指出,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并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遭遇了洪水灾害。鲁庄公派遣使者去宋国表示慰问。宋湣公对鲁国使者说:“都是我不好,对上天不诚不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君王也连累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鲁国官员臧文仲听到宋湣公的这些话以后,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本来,夏、商两个王朝的兴亡,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君王“罪己”或者“罪人”这一个原因;然而,君王“罪己”或者“罪人”,无疑是朝代兴亡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律”。

深谋远虑的对话

1945年7月1日,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陕北延安;乘客中有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时年67岁的黄炎培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书籍。俩人心仪已久,这次在延安可谓一见如故。

黄炎培等人在延安的“破冰之旅”访问了五天,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三次共十多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形成了《延安会谈记录》,包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内容。

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畅所欲言,谈古论今。

黄炎培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他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一番话,使毛泽东颇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点头表示赞同。当时,国民党统治者把共产党宣传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这次到延安看到的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花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蘼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的清正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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