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
一
人民军队是我的家，莒南人民把我养大成人。
战火纷飞的莒南，是人民子弟兵奋勇抗战的战场，也是山东的文学家、艺术家纵情驰骋的文学疆场。但对我来说，那里却是我含着奶头、吸吮着乳汁慢慢长大的一个摇篮。莒南的青山绿水、人民的恩情和军队大家庭的爱，把我这个孩子养大。
记得那是1944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月明星稀的黑夜。我和我的弟弟告别了当了6年亡国奴沦陷的家乡，跟着山东军区敌工部的老孙，踏上了走向抗日根据地的征途。
7月的夜晚是美好的。我们穿过刚刚秀出穗的谷地，穿过含苞待放的豆棵子，在庄稼地里疾步穿行，一直向西。整整70里路，走了一个通宵，等到启明星亮起来，东方现出了鱼肚白，领着我们走的老孙同志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看吧！”我抬头望去，在一个高高的岭头上，一棵大榆树的上头，飘扬着一面鲜红的红旗。我明白了，我离开了屈辱的沦陷区，走进了一块光明自由的天地——抗日根据地，我参加抗日战争了，我终于成了一个抗日的革命者！
我和弟弟被安置在县委招待所里，住了3、4天，没有人来。我们弟兄两个等得不耐烦了，决定去找领导同志，问我们的工作问题。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弟弟走进了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伯泉同志的办公室。我站在他的桌旁，弟弟王玉坚躲在我的身后，在肩膀上瞪着一双大眼睛。看见我们，王伯泉同志抬起头来问我：“干什么？有事吗？”我壮着胆子回答：“伯泉同志，我们是来参加抗日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分配工作呀！”王伯泉同志摸着他那短短的头发，挠了半天，突然问道：“你们能干什么？”我说：“抗战打鬼子，我们什么都能干。”王伯泉同志摇了摇头：“不！抗战，打鬼子，有这个心是好的。可是要打仗，要革命，那得学本领呀！”我愣了，弟弟也愣了，我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伯泉同志那个光亮亮的脑门，纳闷：抗战打鬼子还要学习？
王部长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严肃地说：“是，革命是要学的。你们年龄还小，将来有很多事情要你们做。你们现在还不能顶一个人用，先去学习吧，学到本领，将来工作有你们做的。”弟弟大胆地问：“我们到哪里学？学什么？”伯泉同志说：“这个已经有安排，你们到山东军区，或者进抗大，或者进滨海中学，先学习，然后领导分配你们适当的工作。”我又问：“山东军区在哪？”王伯泉同志略略想了一下说：“现在军区在莒南县，距离这里有200多里路。”“我们怎么去呢？”我有点发愁了。伯泉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好办，你们两个小孩子吗，贴张邮票，就寄去了。”他大概看出我们有疑惑，就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们的姐夫是我们战地邮政总局的局长，邮票由他出。”
当天晚上，我们躺在招待所的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弟弟趴到我的耳边小声问道：“五哥，把咱们寄去，那邮票贴在什么地方？贴在脑门上吗？”这个问题，我也难于回答，我说：“管他呢，总归是有办法。”果然，第二天下午，有一个五大三粗的同志，推开房门进来，大声地叫道：“哪一个是要到山东军区参加革命的小王啊？”我们两个异口同声：“我就是。”那个同志告诉我们：“我是战邮总局的武装交通班的班长，我姓周，你们叫我老周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们的邮件，收拾一下，明天动身。”我们弟兄俩相视一笑：我们两个大活人，居然变成了“邮件”。
第二天一早，老周同志带着3个交通员来了。他们每个人带一支步枪，肩上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邮包，老周随手把两个小点的邮包交给我们，并斜着绑到我们肩膀上，一边绑，一边交代：“这是平信，由你们两个背着。要件、密件我们背着，跟着我，我们走，你就走，我们停，你就停。”我们点点头，老周认真数了几个同志肩膀上的邮包，把我们两个肩膀上的邮包也算上，“1、2、3、4、5、6”，然后指着我们的脑袋说：“7、8。”从这时起，我们便成了他的第7个和第8个“邮包”。
我们两个长着腿的邮包，跟着邮政总局的同志，上了南下的路。
走了一天又一天，走过了洪林子，穿过了石沟崖附近的封锁线，经过夏庄，一直走到了莒南县，最后在一个大庄子上停住了脚。大约是第5天的下午，我们走进了山东军区的驻地，莒南县的坪上，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见到了敌工部的赵干事。
赵干事名字叫赵东杰，大个子。他热情地拉着我们两个的手，问这问那，问我们会不会唱抗日歌曲。我们当即唱起《我们在太行山上》，还没有唱完，就被进来的周班长报告声打断。周班长多少有点不耐烦地指了指我们两个向赵干事说道：“你收到邮件，还没给我打收条呢？”赵干事笑了笑，撕下了一块纸，拿起笔写起来。我凑过去一看，他写的是：“兹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签上年月日，盖上图章。赵干事一边把收条交给周班长，一边笑着对我们说道：“看见了没有？我已经把你们收下了，你们从此就进了革命的怀抱了。”
革命的怀抱，多么新鲜的字眼，多么富有感情的词句！确实是怀抱，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讲，都是一个温暖的怀抱。
3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赵干事领着我们，来到了坪上村前的大河滩。河滩上用土堆起了一个高高的舞台，挂上了幕布和汽灯。我们坐在舞台前面，沐着盛夏的晚风，瞪大眼睛，盯着面前的舞台。台上正在演着苏联殊科写的著名话剧《前线》。那些化装成高鼻子的人，穿着洋衣裳，还有那些看不懂却又很新奇的苏联的战争生活，可把我们这两个从敌占区刚刚跑到根据地的孩子给迷住了。
刚刚看了个头，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走到我们中间。他推开别人递给他的一个小板凳，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我和弟弟揽在自己的怀里，小声地问我：“你是这村的吗？”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山东诸城的，刚刚来参加革命。魁梧军人说：“好，这么小就知道参加革命。好啊！”他显然很喜爱我们，揽着我们的肩膀，把我们抱得更紧了，我的脑袋偎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手搁在他的肚子上——好软呐！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边看一边不时的附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讲哪个是戈尔罗夫，哪个是欧格涅夫，哪个是客里空。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和他讲出来的那复杂的情节，我听不太懂，可我觉得他的话和他的胸膛一样，软和和的、热乎乎的。他和我一样看得挺开心，当看到客里空写了一篇假报道：“老将军的眼里没有眼泪，没有。”这时候，他竟然趴在我的头上放声大笑了。
第二天，在同一个土台子上，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被警卫员搀扶着，走上了讲台，对着我们上万军人作报告。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身体不大好。我问赵干事他是谁，赵干事告诉我，他就是我们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尊敬的罗荣桓同志。
后来，我50年代初来到北京工作，罗荣桓同志已经是总政治部主任了。1961年，为了《星火燎原》纪录片的解说词，我带着影片去送给他审查，罗荣桓元帅热情地问起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就给他讲了当年的这段往事。我说我15岁的时候，你在莒南抱着我看殊科的《前线》呢！罗帅开朗地笑了。那一刻，我再一次感到，我走进革命的摇篮和人民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