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在写作中
三
房东老大爷给予我的温暖，是我人生的第一课。然而，这一课远远没有上完。我入滨海中学学习一个多月之后，1944年的9月，日寇对滨海地区的万人大扫荡开始了。侵略者的铁骑从不同的方向向西进攻，朝莒南的中心区包围，整个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残酷反扫荡的斗争。我们滨海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
令人羡慕的是那些大同学们，他们身强力壮，领到步枪和手榴弹，随区中队和县大队参加战斗。我们这些年小的男孩子和一些女同学，被留了下来。
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们在十学路的大街上集中。天下着毛毛细雨。部队集合起来，我们滨海中学教导主任周抗，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他严肃地走到了队伍的面前，完全不像前几天教我们唱“什么花开放向太阳”那么和颜悦色。脸色阴沉，略略有些歪的嘴歪得更厉害了。他肩上扛着一支步枪，大步走到我们面前，什么招呼也没有打，就厉声说道：“你们，真到了战斗的时候，都变成了革命的盲肠！”
我学过生理卫生课，知道盲肠是人身上最没有用处的一个器官，如今我们被说成了盲肠，心里肯定有点不愉快。“是盲肠！”周抗主任提高了声音说。“现在，需要拿起枪来，你们拉不开枪栓，需要拔出手榴弹去，你们连20米都投不了，炸不着敌人，还伤了自己。怎么办。只好把你们打埋伏。”
打埋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名词。经他的解释，我明白了，是把我们分别地送到老乡家隐蔽起来。周主任具体交代我们：“你们男孩子去给老乡当儿子，女同志把头发改造一下，握成一个小纂，去给老乡当儿媳妇。”队伍里传来了女同学的笑声，周主任却没笑：“有什么好笑的，就是当媳妇！不过，你们的丈夫在哪里，只有天晓得了。这样安全，这样可以躲过敌人的视线，可以保存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就分别去当儿子、当媳妇去吧！”
接着周抗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本来你们参加革命，就是给人民当儿子，当女儿的，就是人民的儿女。现在，无非是让你们去开始学着做一个人民的好儿女，去吧！”接着一批农村干部走过来，你领两三个，我领四五个，我们一个中学的男孩和女同志，就这样被瓜分了。
我被分到了张家连子坡张大娘家里，张大爷去支援前线了。
张大娘热情地收下我，把我身上用泥灰涂黑，然后让我穿上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套男孩的衣服。于是我就成了张大娘的“儿子”，大娘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不满两岁，是我的“妹妹”。张大娘给我第一个训练，就是说：“王同志，以后我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蛋蛋。”我说好，大娘笑了。说：“叫一声娘。”我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娘。这一声娘叫出声之后，我觉得和张大娘亲近了很多。但是我真正把这个娘字从心底里叫出来，那是10多天以后了。
那天，突然发现敌情，张家连子坡的老乡们，拖大带小，钻进了一条山沟逃难。张大娘抱着小女儿，手里拿个包袱，然后把一个小牛犊子的缰绳递到我手里说：“跟我走。”于是，我们就汇入逃难老乡的人流之中。
9月末，穿一身单褂，冷风料峭，大娘就把我揽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暖和着我。这样熬过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解除警报，我们才回到了家里。
到家一看，院子里大椿树下，到处是马屎马尿，满地是喂洋马吃剩的一些散落的高粱。原来，大娘家里唯一剩下的一点粮食，都被日本鬼子喂马了。我们进了门，大娘什么也没有管，解开放干粮的那个篮子（莒南话叫浅子），把上面的包袱绳解开，里面是两个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大娘抓起来，都递给了我，然后，自己抱着小女儿，到里屋去了。
饿了一天，我也实在顾不上别的了，三口两口就把两个窝窝头吞下了肚子。当我吃完的时候，忽然发现，“妹妹”在里屋哭得那么厉害，嗓子都哭哑了。我心想，会不会是着了凉，生病了，赶快撩起门帘看一看。只见大娘坐在坑沿上，把孩子揽在怀里，顺手从身边柳条筐子里边抓着花生壳，放在自己嘴里，慢慢地嚼烂，又吐出来，用指头抹到了小妹妹的嘴里。我知道，这些花生壳是留着当柴烧和用来喂猪的，又苦又涩又硬，难以下咽，“妹妹”当然吃着不舒服，也就不肯吃，就哭闹起来。她还不到两岁呀！
我明白了，家里就剩下了两个窝窝头，大娘给我吃了，让自己亲生女儿吃这嚼烂了的花生壳。就在这一霎时间，我发现她就是我娘，我真正的亲娘，比亲娘还亲。我喊了一声“娘”，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了起来。
大娘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了，别哭了。我埋怨地说：“娘，你说一声，我给妹妹留一点嘛！”娘半天没有吭声。半晌，她摸我的头说：“小王啊，你是革命干部，你正在学习，你学好了能打日本鬼子。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什么叫做人民的爱，什么叫做人民是我们的亲爹娘，什么叫做人民子弟兵，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在这一刻，我懂了。
留在心头的这种感受，永远不会淡忘。10年以后，在北京一座楼房里，在一盏台灯的下面，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党费》，当我写到那个女共产党员，为了给组织交党费，不交钱，而交点实用的东西，腌了一些咸菜，交给红军游击队。当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久不见盐，想抓一根咸豆角吃的时候，妈妈又从孩子手里夺过来，放进了菜篮子。这个细节，很自然跳到了我的脑子里，来到我的面前，成为稿纸上的故事。它从哪里来，它就是张家连子坡那位亲娘嚼花生壳的形象，在我的作品里变成的文学细节。甚至于连对话，我都原封不动保留了：“同志，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