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传奇
■傅立勇
赤水河鸡鸣三省段。柴峻峰摄
作者小记：傅立勇，1967年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出版散文集《冷面真情》。
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过渡地带，有一条源于云南镇雄、穿越滇黔川三省交界、最终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的河流—赤水河。它全长400多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摆尾倚西的“V”形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
赤水河，古称赤虺河、安乐水、大涉水。一个“赤”字，源自古籍“流卷泥沙，每遭雨涨，水色浑赤”的记载。红军长征的历史，更赋予这抹赤色滚烫的印记—1935年春，40万国民党军如铁桶般围堵而来，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畔书写了一段惊天动地的传奇。这段传奇，被写入《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更被毛泽东同志视为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一
讲四渡赤水，要先从土城战斗说起。
土城位于赤水河谷，北接四川古蔺，南通黔北重镇遵义，是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1935年1月28日晨，红军在土城青杠坡与国民党军开始战斗。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红军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本以为川军是4个团六七千人，实际上是6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名主要领导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
走进地处土城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张张地图、一段段影像、一件件文物，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画卷徐徐展开：“一渡”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二渡”是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再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打出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三渡”是红军再次转兵西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又渡赤水，重入川南；“四渡”是夜色掩护下的神速南渡，红军从数十万敌军的缝隙中穿插而过，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渡过赤水。接着，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诱出滇军，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
这“一撤、二打、三诱、四走”， 环环相扣如棋局推演，步步惊心似刀尖起舞。每一次渡河，都是对战场态势的敏锐回应；每一次转战，皆彰显中央红军临危不惧、战天斗地的精神。如果把四渡赤水战役比作一场大戏的话，那么可以说，“一渡”是破题开局，“二渡”是转折发展，“三渡”是谋势高潮，“四渡”是收官突围。
纵观全局，“三渡”尤为精彩，堪称整个战役“谋势”的巅峰之作。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战术机动的灵活，更在于战略意图的深远和心理博弈的高超。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后，红军虽取得娄山关大捷，但蒋介石已调集重兵构筑铁壁合围，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此时，红军仅3万余人，若硬拼必陷绝境。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必须彻底扰乱敌人判断，创造大机动空间。1935年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贵州茅台镇大张旗鼓架设浮桥渡河，并派遣部队向古蔺、叙永方向佯动，摆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姿态。毛泽东甚至命令部队白天行军，让国民党侦察机清晰可见。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驰援，贵州中部防务由此空虚。为甩掉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堵，红军又突然回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至22日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此时，敌军主力尚在向西狂奔，红军却已跳出合围圈，直插兵力空虚的乌江南岸。
毛泽东利用蒋介石“红军必北渡长江”的思维定式，以一次公开的“战略暴露”掩盖了真实突围意图。与“一渡”“二渡”的被动调整不同，“三渡”是主动设计的诱饵。若无“三渡”的大胆示形，便无“四渡”的隐秘突围。“三渡”与“四渡”实为一组精密的“组合拳”：“三渡”调敌，“四渡”破局，直接为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西进云南的战略跃进铺平了道路。
“三渡”赤水的精彩，在于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迂回穿插，更是心理层面的“降维打击”。毛泽东在重重包围中导演了一出“牵着敌人鼻子走”的大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运动战“在被动中创造主动，在绝境中开辟生路”的精髓。
二
《晏子春秋》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红军在四渡赤水中，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最终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正是充分体现了这句话。
3万对40万，双方兵力何等悬殊！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虽身处劣势，但凭借“识时务”的清醒和“通机变”的智慧，通过战略层面的辩证抉择、战役层面的高度机动、战术层面的巧妙隐真，最终赢得了这场综合性胜利。纵观全局，其胜利的原因有3个方面。
其一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遵义会议后，新调整的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局：3万余名疲惫之师，被蒋介石调集的湘、滇、川、黔及中央军约40万兵力，压缩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狭小地域。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准确把握红军长征的关键使命—保住革命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争一城一地。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3次果断调整战略：1月28日土城受挫后，将战略目标从“北上渡江”调整为“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2月7日抵达云南大河滩后，鉴于长江沿岸防御收紧，毅然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3月15日鲁班场战斗不利后，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想法又难以实现，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判断，闪现出北渡金沙江的灵感火花，并在古蔺大村定下了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迂回云南、威逼昆明的秘密计划。这3次调整，是对阶段战略目标的果断校准，更是中央红军绝地逢生、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根本前提。
其二是灵活机动、出敌不意。
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的生路在于“走”与“打”的辩证统一。土城撤退时，红军将大部分沉重物资和山炮沉入河底；扎西会议时，进一步精简部队，丢掉笨重行李，甚至把唯一的重机枪都拆分了，让部队彻底轻量化，一切只为提高机动能力。3个多月里，红军4次往复穿越赤水河，行军路线如“太极”回旋流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每一次转向都出乎敌军意料，在机动中创造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终达到“拖死了中央军，累死了滇军，吓死了黔军，困死了川军”的战略效果。当时流传的歌谣《红军是天兵》便是生动写照：
“国军（国民党军）刘湘一个旅，口出狂言打红军。结果来个自误会，事情出在夜行军。骡马驮枪又驮炮，碰在岩上响不停。后面以为红军到，忙把阵地来占领。机枪架起朝前打，伤亡损失数不清。打到天明仔细看，并无一个是红军。国军（国民党军）一场狗咬狗，才知红军是天兵。”
其三是示假隐真、迷惑敌人。
四渡赤水堪称中国古代兵法与现代战争结合的典范。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将“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打草惊蛇”“暗度陈仓”“调虎离山”“金蝉脱壳”“走为上”等谋略熔为一炉，在尊重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变换，内线与外线的互动，被动与主动的转化，最终从全局上扭转力量对比。除了“三渡”，具体战斗中的“神来之笔”不胜枚举：鲁班场战斗前，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摆出与敌军决战的架势，诱使更多敌军向遵义围集，待敌军逼近时却突然西渡赤水，让追击者扑了个空。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红9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单独行动。该部故意放慢行军速度，沿途张贴标语、虚张声势，成功吸引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为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扫清障碍。反观敌军，蒋介石亲自督战却刚愎自用、急于求成，地方军阀各怀鬼胎、保存实力。在红军的虚实变换中，敌军判断屡屡失误，行动迟缓，内部矛盾与猜忌持续放大。难怪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哀叹：“这也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三
站在三渡赤水的茅台渡口，历史风云仿佛仍在波光中涌动。两岸竹海苍翠，柳絮轻扬，空气里弥漫着从岁月深处飘来的酒香。
赤水河，不仅是一条奔涌着英雄史诗的“英雄河”，也是一条流淌着玉液琼浆的“美酒河”。它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一批酱香佳酿。在当地，红军发通告保护茅台酒坊，商会民众抬酒送猪犒劳子弟兵，乡亲们拆下门板、献出盐船助架浮桥的故事流传久远。那首《三杯美酒敬红军》，此刻仿佛又一次在耳畔响起，清晰如昨：
一杯美酒敬红军，红军喝了有精神。
北上抗日信心大，展望前程更光明。
二杯美酒敬红军，红军喝了往前行，
临别之时握住手，英勇杀敌立功勋。
三杯美酒敬红军，红军百姓心连心，
今日亭前把酒敬，不知何日才回程。
喝罢美酒要起身，红军兄弟把誓盟。
此番前去打日本，解放天下受苦人。
歌声里，是民心所向，是鱼水情深。
由此想来，毛泽东运筹帷幄、挥就四渡赤水这一“得意之笔”时，铺展的“纸”，是赤水河畔苍莽连绵的千峰万壑；而挥洒的“墨”，既有毛泽东与中央领导集体的雄韬伟略，也有数万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热血肝胆，更融汇了万千百姓倾其所有的拥护与支持。
四渡赤水的传奇，早已超越战事本身，矗立为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它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璀璨奇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华彩篇章，也是深深烙在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那抹奔流的赤色，因信仰而永远炽热；那条蛰伏的巨龙，因红军的足迹而世代昂扬。
本文学术支持：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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