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淬炼中学会打胜仗
■周 一
“抗大”的部分军事教材。资料照片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党中央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培养抗战干部而创办的军事院校。从1936年创建到1945年完成历史使命，“抗大”在9年多的战火淬炼中，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打仗育人经，为人民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作为这所大学重要的教学资料，“抗大”的军事教材体系完备、不断创新，并在战火硝烟中持续接受实践检验，成为培养优秀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保证。
多措并举建立教材体系。“抗大”创建之初，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缺教员、缺校舍、缺经费，更缺少适应抗战形势的军事教材。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一直高度关注“抗大”军事教材的选择、编写与使用，毛泽东同志曾致电在苏联的王稼祥：“大学缺战略教本，请搜集战略书，并找人翻印，先后寄回。”曾经主抓“抗大”军事教学的郭化若曾说，“部队的军事教育关键是教材问题，即引导指战员学什么、练什么”。因此，新编军事教材成为“抗大”开展军事教育的重点筹备任务。
关于教材种类，刘伯承在《合同战术》译版序言中划分为3种，一是“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军战史，尤其是最近实战战例”；二是“日本作战要务令，尤其它最近对我作战的教令”；三是“《合同战术》和《野战条令》”等外军主要教材。这样的分类方法被“抗大”采纳，其中，以第一种为基本教材，第二、三种教材为延伸学习内容，共同构成“抗大”军事教材体系。
“抗大”筹备期间，军事教材编印工作主要由郭化若和王智涛负责。他们仅用一个星期就编写并油印出部分基本教材，保障学校如期开学。开学后，王智涛等具有留学经历的军事教员，在学校统一部署下加快对外军教材的翻译与编印，重点聚焦苏联红军教材、条令条例等。此外，他们结合“抗大”实际编写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勤务条令”等，帮助学员尽快筑牢战术基础、养成良好作风纪律习惯。
精益求精抓住教学核心。“抗大”的《组织条令》明确其教育原则为：“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联系，体力、智力相统一，军事、政治之适当配合，进行革命批判的教授制度。”“抗大”之所以坚持“少而精”的军事教育理念，与自身主客观条件密切相关。
一方面，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急需大量补充抗战干部，这使得“抗大”采取短学制模式，学员在校时间通常仅半年左右，不具备系统接受大量军事教育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员缺乏系统的文化学习经历，读写能力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教育必须更注重实用性，去繁就简、取其精华，让学员学到最管用、最急需、最核心的内容。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抗大”及其分校主动删减大量与敌后游击作战关联不大的教学内容，对大部分学员减少了《战争论》《资本论》等军事、哲学基础理论课程。尤其是在敌后办学期间，针对即将开展游击作战的核心任务，各分校的军事课目设计更贴合实际。在步兵战术与游击战术方面，重点教授埋伏、袭击、破击等基本战术，以及刺杀、射击、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斗技能。在外军知识方面，重点研究日伪军战术，兼顾国民党军作战特点。在条令教范方面，重点学习《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开展制式教练和常用武器知识培训。
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发展。在坚持“少而精”的前提下，“抗大”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在有限时间内调整军事教育比重，使培养的抗战干部更贴合战场需求，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大学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学校据此制订军事、政治、文化各占三分之一的教育计划，旨在帮助高级干部尽快提高文化水平，深化对军事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到“抗大”第2期和第3期，学校先在三者并重的基础上，增加抗日游击战争战术教程，着重强化学员的战术技术训练与军风军纪教育；随后进一步加大军事教育比重，将战术概则、军事地形学、组织指挥、夜间战技术等内容列为教学重点，帮助学员尽快适应即将开展的敌后游击作战。
1941年10月，总校着眼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组织反攻的需要，指示各分校在“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训练特种干部”，在若干分校的军事教育课程中加入炮兵、工兵、俄文、航空等方面的内容。这一系列调整始终围绕军事教育核心，是在“少而精”原则指导下，结合客观条件作出的科学决策。
从一般意义上讲，教材是学员的课本、学习的依据；而从院校与部队的联系来看，院校侧重普遍问题研究，部队侧重具体问题解决，二者形成互补，教材则是实现这种互补的重要媒介。经过一段时间教学实践，“抗大”军事教员发现，多数外军教材已不合时宜，红军时期总结战例、经验编写的教材也无法完全覆盖对日作战要点，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核心内容。
为此，“抗大”在1938年9月组织参观团，赴晋西北、晋察冀等八路军部队参观见学。除深入一线了解战斗实际情况外，参观团中的军事教员还注重搜集战场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战例进行总结汇编。到返校时，他们已完成“雁北支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第120师收复晋西北7城的战役总结”“开辟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经验”等战例材料汇编，并将其充实到新编《战术学》教材中，使军事教育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抗大”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迅速发展壮大，其军事教材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精益求精且特色鲜明，创造了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更是世界军事教育领域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抗战胜利后，以“抗大”总校和分校为基础，又分别组建了东北、晋冀鲁豫、华东和西北等军政大学及其分校。这些院校沿用战争年代积累形成的军事教材体系，并结合解放战争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发展，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抗大”的光荣传统，更为新中国军事教育事业奠定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