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情报工作的失误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屈辱

岁逢甲午，国殇难抑。120年前的那个甲午，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深重的历史灾难，更是空前的民族屈辱。从物质的掠夺到精神的羞辱，甲午战败一方面宣告了清政府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社会彻底失去了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追赶西方的可能。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的亡国灭种危局。

战争失败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有一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情报失误。清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充斥着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从战争开始前的威胁判断和力量对比，到战争开始以后敌方兵力的部署配制，乃至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交锋，清政府招招滞后，处处被动。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无法料敌先机，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下至战争和战役指挥者，无法掌握日军动向和实力，做到有的放矢。相反，由于自己保密不力，加之日本情报工作细致缜密，清军一举一动皆在敌人掌握之中。情报工作的优劣、得失、高下，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对日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最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清政府迎来的只能是失败和耻辱。

一、战争威胁判断失误，导致战争准备不足。早在1855年，日本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其弟子——高衫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逐步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田中义一在奏折中称：“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正式制定《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的侵略野心虽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对日情报搜集，大部分朝廷政要并未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日本的认识仍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清政府国防重臣李鸿章深信以清政府现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进而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时，清政府反而削减军费预算放松国防建设：自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后，北洋舰队再未增添一艘新舰。此外，清政府还以财政紧张为由于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相较之下，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就充分做好了各种战争准备。例如，由于没有必胜的把握，开战之前，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充分考虑了战争演变的各种可能。方案一：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则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二：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方案三：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这三套方案皆围绕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制海权”而进行，并充分考虑了各种情况下日本的应对之策，准备不可谓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