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我们党针对国内和国际斗争形势的错综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灵活有效的动员策略，既体现出党对抗战不同阶段战略重点的准确把握，也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
抓住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不同类型的矛盾。只有分清敌友，才能知道应该动员谁、依靠谁。“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凸显，但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我党正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国共之间的矛盾还处于剧烈斗争状态。为坚持民族大义，我们党主动改善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随后国共逐步走向合作，我们党政治动员的主要策略转变为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上层人物，特别是反蒋军阀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连续三次发动的反共高潮，我们党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政治动员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抓住主要矛盾，围绕坚持团结抗战而进行。
应当看到，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实行全民族抗战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必然选择。我们党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都是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而进行的，“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抗战不同阶段，面对如影随形的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我们党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能以民族大义为己任，正确处理二者间关系，积极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每每在民族危亡之际挽狂澜于既倒。
确保内外和谐，积极协调党外党内关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到皖南事变爆发，再到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表明其政策重心已由对外转向对内。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浪潮，我们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既集中反映了中国时局的发展，同时也简明扼要地表明我们党以及各抗日力量的政治要求，并迅速成为当时国内各阶级阶层反对卖国汉奸和投降主义倾向的动员口号，取得了积极的动员效果。
针对当时党内不同意见，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毛泽东进而提出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可以看出，党在处理党外关系时采取了既斗争又合作的方式，有效团结和争取了多数，孤立了少数，发展和巩固了统一战线；在处理党内关系时，重在澄清模糊认识，统一思想，把党中央的意志贯彻到基层末端，这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
区分不同区域，策略选择注重审时度势和因势利导。1943年后，抗战总体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党政治动员的总体目标确定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但针对不同地区实施的策略又有所不同。在国统区，具体提出“争生存、争民主”，掀起了抗战后期国统区工人运动的高潮；在沦陷区，注重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组织和群众基础；在解放区，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最后胜利”，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生产突击运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聚力量。
事实证明这些策略行之有效，有力推动了抗战胜利。这既充分体现出我们党能够正确判断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具有以大局为重的战略视野和战略胸怀，也折射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能够审时度势进行策略选择，具有积极有效掌控时局的战略筹划能力。
（《解放军报》2015年08月04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