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专家李炳彦:培育军事创新文化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李炳彦责任编辑:康哲
2016-01-12 02:21

(二)

一支军队的文化内核,深藏于他的军事哲学之中。在实现改革强军战略过程中,我们应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军事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伟大时代在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明确了伟大任务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有可能去引领时代潮流。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重大科技创新,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常常是科学方法获得一定突破的结果。伽利略之所以能够发现落体运动规律和惯性定律,同他系统地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分不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得益于科学观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理论实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能深入剖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巧妙地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的方法,以“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事物”——商品,作为科学研究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

同样,军事理论创新也是首先借助于时代的新方法。《孙子兵法》问世于中国的春秋末期,是因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古代系统论方法,到那时已经成熟而完备;克劳塞维茨写出《战争论》,是因为牛顿力学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他提供了研究战争的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晶。

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也促使哲学思想的发展。

19世纪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能量守恒与转化),促使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

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着世界的图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科学方法的革命空前高涨,呈现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方法、模式和概念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与交融之势,新的科学方法论如雨后春笋般接连问世: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信息论、离散论、功能论、智能论、优化论、反应论、模糊论、艺术论,还有“混沌”“分形”等。从哲学的层面上讲,这些横断学科所提出的方法,可概括为系统方法和复杂系统方法。

1958年,美军实行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后,并没有很快焕发生机,五角大楼各种资源管理一片混乱,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60年,麦柯纳马拉入主国防部。他针对三军在国防资源利用上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于1962年提出“集中指导与分散实施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统筹规划国防和武器装备建设,提出一个“规划、计划与预算制度(PPBS)”,为美军建设理顺了关系,节约了资源。

1986年,美军实行《国防部改革法》,使国防部、参联会的权力得到集中,建立了一套集权与授权相统一的新规定。由此,保证了联合作战顺利实施,并为以后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奠定了基础。

到了21世纪初,拉姆斯菲尔德任国防部长期间,根据新军事革命的形势发展,美军一改PPBS制度基于目标任务的管理习惯,提出基于能力需求的PPBE制度。即“规划、计划、预算和执行制度”。

PPBS制度和PPBE制度,都是典型的系统科学方法在国防管理中的运用。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些制度的方法特点是:从未来把握现实,以使命任务决定能力,由能力需求牵引技术创造、选择作战编组等。总之,是“上游”决定“下游”,“顶层”决定“下层”,“前端”决定“后端”。

系统论的思想和复杂性方法,在美军的变革中得到深入运用。他们认为,以往的军事理论,即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等名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方法之上的。今天的作战,必须把敌人的军事组织和作战行动看作是一个系统。这样,只能采用牛顿方法根本做不到的复杂性理论来描述、预测,选择相应的对抗行动。比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常用的“摩擦”概念,源于牛顿力学,可以说是物理学战争的概念,反映了前工业时代的战争特点。当时的军队不论组织多么严密,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冲击和迟滞,前沿对抗与交锋。因此,克劳塞维茨把牛顿力学方法作为认识和研究战争、指导战争的主要方法。在今天的信息化战中,战争目的已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变成了“控制敌人,实现利益”。从而,对抗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大规模毁伤,转变为增加敌组织内部的“熵值”,增加自己组织内部的“负熵值”(“熵”是对组织内部无序化的描述)。军队愈信息化、愈一体化、愈“精致”,也就变得愈脆弱。现代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解体和瓦解的脆弱性;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造成和利用敌军内部的脆弱性。

今天,评估一个军事系统,不能只看它所拥有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多少,还要看它的抗毁性、稳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熵值”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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