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下旬，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１０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宣言对中国革命形势及条件不作客观分析，提出：“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１０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为此，１１月１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认为，在全国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通告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通告认为，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这种“左”倾情绪，与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有关。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于１９２７年７月下旬到达中国后，不但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１９２７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作者注），而且有所发展。他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８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制定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决议案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接受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扩大会议在肯定八七会议以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的同时，还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会议要求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
从１１月中旬到１２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１２月下旬，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便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号召立刻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从指导思想和总策略上认清“左”倾错误，也就不可能彻底地纠正带全局性的盲动错误。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时，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４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