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１７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３０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１５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形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如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财政困难，人民反战等等）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
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由于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许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毛泽东说明中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提出，为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
因时局危急，周恩来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延安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意见。１２月６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不赞成“跨党”，并提出：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作成一个组织。周恩来答复：“（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中共正式拒绝了国民党取消共产党，另组一个大党的主张。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或官僚主义的政客。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提出，党还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他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张闻天在讲话中也指出：发展党员，要保证工农手工业者，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使党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全会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验证明，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乱戴帽子”，制造“倾向”，随意惩办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要警惕两面派行为和小组织活动，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