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红军摧毁了无数敌人这样的碉堡。
在突围和转战中，许多伤员忍着极大的痛苦，坚持随部队行动。经过一段行军后，使刘震深刻认识到组织好行军、转移，不让一个战士掉队，不让一个伤员丢下，其难度不亚于组织指挥好一次战斗。刘震认为：经过枪林弹雨后幸存的战友，如果只是因转移中跟不上队伍而长眠于深山老林中，那就是干部的严重过错！
在战争环境中，带着伤病员转移，困难实在太大了、太难了。连里的一些重伤病员担心地对刘震说：“指导员，你不能把我丢下啊!”
“同志们放心，轻伤的同志能走的就自己走，重伤员，我们一定抬着走！”刘震坚定地回答。他不仅组织连队抬重伤员，自己还亲自抬了十多个日日夜夜，一直抬到陕南地区。在连队党支部领导下，在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连队剩下的40多人，都自觉地参加抬担架，没有丢了一个伤员。
12月5日，红二十五军领导为了迷惑敌人，派出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8公里处的一些村庄找房子。主力部队则从朱阳关东北十八公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称为“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直插卢氏县城。当晚，部队从卢氏县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道神速西进。驻城里的民团，惊恐万状，紧关城门，用灯笼、火把壮胆，不敢轻举妄动。拂晓后，红军已将敌六十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背后，直向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又名箭杆岭）挺进。
8日，红军在铁锁关打垮了民团，进入陕南境内。这时，陕军派出两个团的兵力，抵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截击红军。当天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陕军二四八团三营凭借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刘震带领连队随全营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岩，实施正面攻敌。红军二二五团其余部队迂回到敌髙地的西侧向敌人攻击。在红军的猛烈夹击下，战斗到天黑时，全歼守敌一个营。这次战斗中，刘震带领全连随全营担任第一梯队，冲在前面，营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上级令刘震任营政治委员。
第二天，红军在庾家河与敌发生遭遇战，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终将敌打垮，毙伤敌800余人。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及多名团长、营干部负伤。刘震的左手也负了重伤。
1935年初，红军进入鄂豫陕边界地区，利用那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江，悬崖峻岭，地势险要等条件，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工作。
1935年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东返，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等地，于4月初到达葛碑镇地区。这时，陕军警三旅在后跟踪，且步步紧逼。为了摆脱被动局面，9日，红军曲葛碑镇南返九间房伏击，将敌警三旅大部歼灭。
在这次战斗中，刘震的右额被敌击伤。幸运的是敌手枪子弹不如步枪子弹的穿透力，又被牙齿拦住，没有危及到要害，但却给刘震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伤痕。在长征路上，有人笑刘震是“歪嘴”，就是这事儿引起的。
5月11日，红二十五军结束了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的短期培训。针对敌人人数超于红军十多倍，及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运动、补给都较困难等情况，上级决定采用“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战法，以运动和游击战相结合，寻歼敌人一两个师（旅)，打破敌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
6月初，红军北上商县地区，引敌将向东南进攻的矛头改向北时，红军又掉头向东南，并于13日包围了商南县城，第二天攻下富水关，进而占领了青山街，俘敌第四十四师营长以下170多人。红军这一行动，使北顾商县、洛南的敌人，又被牵向东南。
这时，军领导决定远程奔袭荆紫关。刘震率二二五团一营在荆紫关西北的马蹄店扼守隘道，阻击尾追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