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面相扣 纵横共振
单就史实的叙述而言，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纵横结合。纵向上说，全书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历次党代会的顺时演进。这根主线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几条纵向的支线。一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如监察制度的从无到有，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逐渐加强；二是党的基本理论体系如何通过党代会不断充实和完善，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再到“市场经济”表述的正式确立等。
横向上说，本书将历次党代会放到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叙述，既包括党代会召开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也包括其所处的社会和阶级基础，这样一来，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层次分明而时代感厚重。如中共五大之后，翌年即召开中共六大，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以及中共中央自身的改组等重大事件的出现；而中共七大到八大之间之所以间隔11年，与党和国家经历了国家性质和基本制度的两个重大变革有直接关系。
由此，历史纵向发展与时代横截面的结合，形成了对历次党代会叙事的点面相扣和纵横共振，奏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仁人志士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强音。
党代会的历史转折作用
过去我们往往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视了党代会全会本身在历史中的重大转折作用——它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制度性转折和对时代所起的历史性转折。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制度性转折。如1923年的中共三大专设了“中央局秘书”一职，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具有部分党中央“秘书长”的功能，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它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党内不同职务之功能权界的划分，对党内最高领导权力加以制约的初步探索。
又如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即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中共一大纲领和二大相关决议都有对党员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但直到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及党纪党法的权威第一次有了相应的机构作为保证。
再如在中央组织制度方面，1982年中共十二大不再设主席和副主席，只设党中央的总书记，并由总书记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表明，如果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同时存在，往往导致其中一个有名无实，而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会产生制度性问题。
二是多次党代会所发挥的时代性转折效应。我们知道，中共早期的发展历程，都打上了深刻的共产国际烙印。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而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外国党或国际组织的指导。中共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召开的党代会，有关党代会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主，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思潮更迭，是继续推进市场，还是重新回到计划？人心不定。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指导，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邓小平同志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成为有胆魄之人开荒进取的“尚方宝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中国经济后来20余年的持续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恩格斯曾言，历史是我们的一切。而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则是党不断自我完善和推动时代发展的一切具象，是中国共产党、国家乃至民族由弱小变强大、历曲折而弥坚的生动画卷。
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信念与放弃，皆成为这个历史大熔炉中的一粒粒火星，一闪之后迅疾消逝于灰烬之中，我们怎能不细细察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