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49年10月1日，阎磊（右一）等参加开国大典，正在南苑机场整装待命起飞。
我是1949年1月，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的。那时，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获得新生后的我很快便投入了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并于1949年10月1日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命令，全队欢呼雀跃，大家加紧训练，准备迎接那个最伟大时刻的到来。
1949年10月1日早上5点钟，飞行队全体人员在机场集合，战斗机整齐地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严密警戒敌人可能来破坏我们的开国大典。同时，大家也急切地等待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来检阅我们。前两天，我就得到通知，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要我和另一个飞行员带弹参加受阅。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最大信任。
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南苑机场上，17架受阅飞机按预定计划，相继升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只见下面万头攒动，红旗如潮。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啊！见到了，我见到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向我们招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引下，正在磅礴前进，奋勇向前。
我——一个刚刚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盛典，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人民空军对我的重用，对此，我深深地铭记在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挑起了内战，将刚刚享受到战争胜利喜悦的中国人民，又推入了战争的深渊。此时，我对于内战的厌恶已达到顶点，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床上偷听解放区的广播，翻阅一些进步报刊。我老早就从一些亲友那里了解到有关解放区的情况，知道在中国的那一方，存在着光明和真理。我渴望光明，追求真理。但是，此时此刻，又感到惶惑和不安。这光明和真理也属于我吗？我能被它所容纳吗？
12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封从天津发来的信，一口气读完，沉闷的心扉上终于开启了一个透气的天窗。信是堂姐写来的，我们多年没见面，但我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来信很简明：
“承荫弟(我原名阎承荫)，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信中提及的阎雷是我的三哥，原是国民党军空军军官学校第10期毕业的飞行教官，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1941年，他参与试验一种能打击日寇机群的空中爆炸弹和延期性炸弹。一次，试飞飞机在起飞滑行时炸弹脱落爆炸，机毁人亡，他以身殉国。我当时正在北平读高中，一方面不堪在日寇的铁蹄下做三等国民，另一方面被哥哥的爱国精神所激励，乃辍学从军，历经辛苦，于1944年辗转来到大后方，在四川省江津县投考了空军，决心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我把堂姐的信连读了几遍，只感到脸颊发烧，手在颤抖，追悔、委屈、羞辱交织在心头。身处黑暗和腐败之中，我虽努力做到同流而不合污来聊以自慰，但又没有勇气彻底摆脱这黑暗和腐败的环境。这正是我一直苦闷、彷徨而不能解脱的原因。读堂姐信后，我决心不再犹豫，我要勇敢地跳出这腐朽的政治牢笼，寻找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