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咱都得上，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
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之歌，响彻中华大地。1933年9月，密云县建立了当地的第一个党支部——驻马庄党支部。从此，密云百姓抗战有了主心骨。
随着抗战的深入，老百姓盼望着中国军队早点打回来，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八路军。
1940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进入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6月的一天，八路军队伍来到了猪头岭。那是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当她得知这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穷苦人自己队伍的时候，真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她一遍遍地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在自己的心坎上，越听心里越亮堂。她开始懂得了只有穷苦人都行动起来，拿起枪杆打日本，才能救国救己。
不久，十团参谋李瑞徵来到村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任宗武商量：抗日咱都得上，别人家出钱出枪，咱也得行动起来，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
任宗武二话没说，揣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邓玉芬的大儿任永全、二儿任永水加入了这支游击队。从此，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9月，三儿任永兴不堪忍受财主的欺凌跑回家来，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又送三儿参加了白河游击队。不久，游击队改编为主力部队，到外地作战，邓玉芬托人给三个儿子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不光是邓玉芬一家，当时全村都掀起了参军抗日的热潮。”任连荣告诉记者，“一说起打鬼子，大家都来劲儿。我一家四兄弟，留下一个在家赡养父母，其他三个都扛枪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我那批兵，来自张家坟村的足足有半个连之多。”
八路军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生存？
“三个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闲不住。”村里老人回忆，“当时，她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带着几个儿子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空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
“当时，我们家是八路军和伤员们的经常住所，奶奶待他们像亲人，每个干部战士到了她这儿就跟到了家一样。”邓玉芬的孙子任连国说，“我爸告诉我，当时奶奶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从不嫌烦。她和孩子们以粗糠、树叶、野菜搭着充饥，把自家大部分粮食省下来招待亲人。为了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她专门养了几只母鸡，下了蛋一个也舍不得给儿子吃，全用来给伤病员增加营养。每当伤病员痊愈后离开家，她都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一边叮咛着一边把煮熟的鸡蛋硬塞进他们的衣兜，还要拉着他们的手送出老远、老远……”
说到这里，任连国从家中的储藏室里拿出一口米黄锅说：“当初，我奶奶就用这个给八路军摊煎饼。这可是我们的传家宝，好些人想买走，我都给拒绝了。”
1941年秋末，日本侵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部落”化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日本鬼子在密云实施的是‘四光’政策。为了不让八路军有补给，鬼子还会把所有的庄稼铲光。”林振洪愤慨地说。
任连荣告诉记者，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敌人到处烧房抓人，强迫百姓迁入“部落”。邓玉芬和一些乡亲们誓死不进“部落”，躲进深山坚持斗争。草房被烧就搭窝棚住，窝棚被烧再重新搭起来，一个月内连续被烧七八次。家什用具和家禽家畜统统被抢走，很多人惨遭杀害。敌人的残暴没有使邓玉芬屈服，她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把老百姓和八路军分离，八路军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生存？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邓玉芬叫丈夫又把在外扛活的四儿、五儿找了回来，参加村里的基干民兵，坚持“无人区”斗争。这年冬天山里格外寒冷，加之敌人“扫荡”频繁，出于安全考虑，丰滦密抗日政府动员妇孺老弱到山外投亲靠友，邓玉芬和丈夫这才带着六儿、七儿暂时离开“无人区”，借住到山外亲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