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陆地决战的一个例子。同一部书中这样记载：“大连湾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即可长驱直攻直隶。”日本看到这一点，清朝也看到了这一点。旅顺口炮台防御工事从1881年开建，沿周边山势修筑海陆炮台数十座，配备的全是从德国购买的最新克虏伯后膛大炮，口径从80毫米到240毫米，一应俱全。
1887年，“地险水深，山势回环”的大连湾炮台也开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如果单从军事防御角度看，即使清军在其他方向的战役都失败了，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战役。
但是，结果呢？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500名日军敢死队队员冲上去后发现阵地内空无一人。日军缴获崭新的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大连湾不仅没有成为清军的屏障，反而成了日军攻打旅顺的物资保障基地。原来，早在金州战斗时，守将赵怀业就把军粮、军服等军用物资偷偷运到烟台，换成了白银，随后带着家眷弃阵逃跑了。
晚清在军事阶段失利之后，只求战事早日结束，但《马关条约》却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战事——可以称之为甲午战争的第二阶段：引来了八国联军。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也最终使甲午战役被最终定格为甲午战争，日本也由此生发灭华之心。
甲午战争成了美国的反面教材。四年之后的1898年，将要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这样说：“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0世纪许多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危难之中，这种危险也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昏庸懒散的悠闲生活和安逸，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
封建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精神上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贪贿无度，外交上奴颜媚骨，军事上懦弱退让。由此带来民风败坏，社会整体堕落。放眼中国的历史，凡是当这种情形出现时，彼时的王朝就已经在亡国的“周期律”中逐渐走向衰亡，其内部火并（民变、农民起义）和外部入侵也必将接踵而至。
1901年，光绪在诏书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这个“私”字的含义就是腐败。在甲午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两朝帝师翁同龢就有挟私报复李鸿章的嫌疑。翁一边极力鼓动开战，一边却又处处掣肘，准备看李的笑话。他最后说：“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可算是人之将死，良心发现。
海上战事起，朝中盛宣怀等主张海军战略出击，先突袭长崎后回击仁川。但北洋主将丁汝昌不执行，李鸿章也不坚持。丁汝昌在想什么？
至日本在辽东登陆，丁汝昌建议出动北洋海军主力断日后路，这本是釜底抽薪之举，而李鸿章又严令不许。李鸿章在想什么？
北洋战事急，李鸿章想请南洋水师帮忙，而南洋水师趁机“开价”：要求提拔自己的将领。
清朝政府的私心前边已经提到，但这种政府官员和前线指挥者的私心其实危害更大，会导致一线官兵产生私心，于是，上下离心、军心瓦解，直至一败涂地。
晚清至“死”，官场风气无改。辛亥革命前，《申报》社论评述晚清官场时说：“今日之执政者，其心思惟欲保全现在之禄位，或者欲超越现在之禄位而已，其外，固一无用心者也。”
作为国家机器“核心部件”和“坚硬外壳”的军队，在这种汹涌的腐败狂潮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兵，最后堕落为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尸走肉，在平息太平天国的内战中就已不堪一用，内战中骁勇精锐的湘军和淮军改编为国家正规军之后，首先学会的就是八旗、绿营的腐败作风。
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利令智昏，只关注经济指标，致使各级官员都忙于追名逐利，却对迫在眉睫的国家威胁不惕厉警醒，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军事变革竟视为儿戏。日本明治时期的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说：“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这是旧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的颓废”，在中国古老肌体上引起的综合并发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混沌、失衡、无措、衰朽——我称之为“政治植物人综合症”：视野短浅，思维陈旧，苟且偷安；缺乏信仰，萎靡不振，畏敌如虎；自私自利，腐败无度；文弱无耻，惜死顾身；社会意识形态混乱；全民腐败蔓延；等等。最后，必然导致国体崩溃。
力由心生。心已败，力从何来？
甲午大战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结果，北洋舰队固守不出，日军于是放手大打。宗方小太郎于是也有了与副岛种臣同样的观感：“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对清军的表现十分看不起，对清国百姓更是蔑视。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康有为则叹息：“夫以中国二万里土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剐羊缚豚，坐受侵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其实，从日本间谍对“大清全民都腐败”的总结中，中国政府官员、军队和民众的真实状况已可想见。晚清之中国，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举国风气糜烂如此，到了生死角斗场怎能不洋相百出？
有此国家和人民，晚清的让步不可能让日本收敛，只会激起其更大的宰杀和并吞欲望。后来的抗日战争，在某些层面上其实还是甲午战争的继续。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戴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