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住中方腐败大员的把柄，成为日本最后战胜清国的一大战略手段
李鸿章为什么不极力阻止以扭转乾坤？此时的李鸿章，已是“颓废的统治阶层”之一员，怎么可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他早知皇室不想再战，而他自己，由于有太多的利益与日本绑定，一是没有抗战日本的理由，二是没有决战日本的胆气——日本如果把李氏资敌以中饱私囊的劣迹抖搂出来怎么办？握住对方腐败大员的把柄，此时已成为日本战胜清国的一大战略手段！
甲午战争，事实上把清朝洋务运动的本质揭示得一览无遗：那不过就是官员们中饱私囊的一场贪污盛宴。在以往正统帝制时代，官员虽然也会贪腐，但整个官吏阶层尚没有全面贪腐的条件。对外开放了，合资办工厂开公司了，钱从手里来来往往，于是，官员们都打起了自己发家致富的算盘，国家、人民，忠诚、道德，这些概念统统弃如敝履。官僚阶层是封建统治的支撑，支柱腐朽，国家必然坍塌。无外敌，则起内变；有外敌，则战必败。势所必然。这一点在李鸿章身上，又有标本的意义。
甲午黄海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而日本“吉野”舰至海战结束时还剩余120毫米和150毫米炮弹1251发，各种机关炮弹6095发。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后续补充的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而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的3～6倍”。
短缺的不止是炮弹。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时，日军“吉野”号的瞭望士兵很早就发现了远处海面的煤烟——北洋水师的军舰。而由于日舰使用的是无烟煤，北洋舰队很晚才发现日本舰队。丰岛海战后，丁汝昌指出：后方矿局所运之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即使如此，北洋舰队的用煤依然十分紧张。在蒸汽机时代，煤炭就如今天的汽油一样是战略物资。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李鸿章家族一直在和日本做大米和煤炭的生意，而出卖的正是北洋水师急需的战略物资！
甲午开战以后，有人参奏李鸿章用“米煤资敌”，建议停止向日本供货。而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为“以示信用”，3万吨煤炭和3千石大米照常运往日本。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北洋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海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他有关。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参奏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父子后来居然还代表大清去和日本谈判，其不顾当时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其手，力排众议签下合约自在情理之中。事后李鸿章自嘲地说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体制，有些学者还为李鸿章翻案，说他不过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是替罪羊。大贪官似乎都有着过人的表演技巧，可以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清白无辜。但在无法遮掩的事实面前，不过是一出滑稽剧。战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在同日本的最初冲突中，无疑清国会败。日本军队的良好武器和训练将使之如此。但是，无论最初怎么失败，清国是完全不会放弃斗争的。对于清国来说，它不太关心数万人生命的丧失……它的政策将是以其单纯的数量抑制其敌人。”同年7月24日，英国《时报》更刊发评论，认为一旦日清开战，“清国能够把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日本军队也难以对付的大量军队不断地送到朝鲜。事实上，清国在朝鲜和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与之相反，日本将不得不在远离根据地的地点进行战争，而且将完全依赖于对海洋的支配”。可惜，他们和当时大多数国家的观察家一样只看到了大清国庞大的外表，而没有窥视到它虚弱的内心。在一个官场黑暗、全民腐败的时代，李鸿章就是晚清统治阶层的缩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历代王朝颓废的死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