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并非孤案，它是历史上花钱买和平的“中国病”丑行之延续
和甲午战争不是孤案一样，晚清急于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失败，也不是绝无仅有，而是中国历史上花钱买和平丑行之延续。
北宋神宗在西夏屡次寇边的情形下，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欧阳修形容当时的情状是，“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这种做法导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这可以算作八百年前陆地上的甲午战争（公元1114甲午年）。
13世纪初，金国紧逼，南宋和战举棋不定，有个起居舍人名为真德秀，在分析了当时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后跟宋宁宗写了一段话，“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则用之女真，强敌更生，则施之强敌，此苟安之计也。陛下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失当事变方兴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
此语与六百年后的晚清何其相似乃尔！
晚清“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弱虏”终成“外忧”，而“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几乎是晚清70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写照，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近50年，都是“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赔钱，赔钱！岂非“安危存亡，皆所自取”？《马关条约》承认战败，割地赔款难道不是“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宋朝偏安心理生出“因循姑息”，接着又导致内外交困，在人口、兵员、财富和火炮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不堪一击，始败于辽，后败于金，终亡于元……晚清何尝不是如此？
力由心生。无战心便无斗志，何谈勇力。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此消息被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军侦测掌握。其思维与晚清和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将本家族的私利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托词。
恩格斯说，“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这句话反过来正可用作证明清朝已没有“生命力”。它外面对着日本这个敌人，内部还警惕着汉族这个敌人，可是又不得不用着以汉族为主的军队，这种矛盾状态，换了天兵天将也打不赢战争。清朝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心态和状态中，内外交困崩溃，实是必然。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主要的任务是监督地方。日本间谍荒尾精在1894年10月所写的《对清意见》称：“清在各省设置督抚。恐其背叛，割财政权予布政使、储粮权予粮储道、武器权予兵备道。为遏制各省联合叛乱，规定各营以防卫驻地为本职。接到调动谕旨亦可拒绝赴援。为此，中国根本无法举国一致共抗日本。”
即使已经沦为忠实家奴，汉人出身的李鸿章独掌海军，也是不被清廷完全信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经费短缺、粮弹不济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洋水师上下腐败，全不以国家为念、一触即溃的问题。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你把军队仅仅当做给你皇家看家护院的雇佣家丁，他为什么要为你拼上性命？你买再好的武器给他，他也不愿意把命卖给你，你的江山跟他有啥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不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更何谈军人血性和为国效命的心志？在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中，不乏关于装备的论述，多是说北洋水师多年未添一舰，没有速射炮等。这个理由即使成立，也只能为全部甲午战争中黄海一战的不分胜负做解释，可是，另外的四场陆地战役怎么解释？牙山之战，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这样写道：“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竞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牙山只是清军战略性溃逃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