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战役，守城清军15000人，来攻日军12000人。清军储备有一个月粮食，日军只有两天的粮食。清军只需稍作坚守，日军便陷入困境。左宝贵亲穿黄马褂坐于城头，本已唤回军心，清军已在大同江岸及西南门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进攻，形势大好，而叶志超却以超人的志气一心奔逃。左宝贵刚一战死，叶志超就连夜出城，结果自投罗网，被日军伏击和自家人马践踏而死者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清军“受伤之卒纵横偃卧求死不得，哀号之声惨不可闻”。主帅叶志超跑出，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也毫不停留。时“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可将策应；且备险奥可固守”，叶志超仍一路狂奔，直至24日“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8天之内狂奔250千米，平均每天溃逃31.25千米，这可是在山峦起伏、河流交错的朝鲜！近万清朝陆军精锐被扔在异国尽遭敌军屠戮。《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说的正是清朝陆军主将叶志超。
和叶志超并肩狂逃的还有一个淮军统领卫汝贵。甲午开战，清廷命卫率盛军十三营向朝鲜开拔支援前线。开拔前，卫把饷银24万两之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则写来一信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日军捡得平壤之后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此信，将此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国人。
再看陆地决战的一个例子。同一部书这样记载：“大连湾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即可长驱直攻直隶。”日本看到这一点，清朝也看到了这一点。旅顺口炮台防御工事从1881年开建，沿周边山势修筑海陆炮台数十座，配备的全是从德国购买的最新克虏伯后膛大炮，口径从80毫米到240毫米等，一应俱全。1887年，“地险水深，山势回环”的大连湾炮台也开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如果单从军事角度看，即使清军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败，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胜利的战役。但是，结果呢？
1894年10月，日军逼近金州之时，守将徐邦道认为金州一地关系旅顺安危，金州若失，旅顺难保，因此向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建议分兵阻击日军。但赵一口回绝：“我奉中堂之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那赵是怎么守炮台的？11月，日军破金州之后转攻固若金汤的大连湾。清军大炮居高临下且可以360度旋转，能从任何方向打到日军。日军为此挑选了500名敢死队员，准备用身体挡住炮火。但当这些一心寻死的日军敢死队冲上山顶，竟发现空无一人！记录表明，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日军缴获崭新的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这些子弹足够把日本全国人口消灭80%！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战利品，大连湾不仅没有成为清军的屏障，反而成了日军攻打旅顺的物资保障基地！原来还在金州战斗时，赵就把军粮、军服运到烟台，换成白银，带着家眷弃阵而逃！
诚然，甲午战争如左宝贵、邓世昌等战死疆场、气壮山河者有，但都是个例，清军整体缺乏一种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其中。八旗子弟作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入关不久就在皇族的荣华富贵中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安享利益中丢掉了尚武精神乃至基本的作战技能，面对普通民众的反抗都敢一溃千里，更何况对阵的是已得西洋军事精髓的日军？靠着政府信用和宗族乡亲关系组织、武装起来的“民兵”如淮军和湘军，只忠于地方领导者个人，本无国魂军魂，更无正规军的战术素养，对付流寇尚可一用，一旦面对使用世界最先进的兵器、用世界先进理论和兵制武装起来的外敌，则政治、军事短板尽显。这就是以淮军和湘军为主进行的甲午战争五战连败、陆海尽没的根本原因。
晚清在军事阶段失利之后的“心败”表现，之前就已经在清陆海军中展现无遗。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外层的部分，对于一个内伤深重病入膏肓而垂死的人，只埋怨他的四肢无力显然是没有说到点子上。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思进取，玩物丧志。透过现象看本质，凡是这种情形出现，基本上这时的政府就已经在腐败亡国的“周期律”中打转，内部火并（民变、起义）和外部入侵必将是接下来的节奏。
《马关条约》签行之后，中国的形象比“东亚病夫”还糟。日本举国充斥蔑视中国的情绪，这种恶意很快就被凝聚成吞噬中国的更大黑色力量。“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种子已经播下。
晚清的虚弱既已被日本窥破，一纸《马关条约》的让步岂能让日本止步！日本随后开始在中国内部扶持亲日反政府势力，为分裂中国紧锣密鼓，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之后，抗日战争打响。这场战争，毫无疑问是甲午战争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