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战争前面
——近代以来大国军事兴衰的文化反思
■戴 旭
“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习主席的话，深刻说明观念更新对于军事改革创新的决定性意义。
观念更新来自于哪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思想文化战线的积极推动。实践表明，军事文化越是富有开拓性和进取性，其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就越是强大，对于军事力量建设的贡献就越明显；反之就可能在军事竞争中陷入被动、造成难以挽回的败局。
曾多次被拿破仑军队击败的普鲁士军队，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晚清的北洋水师、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都曾耗费巨资并被寄予厚望，但为什么终究功亏一篑？其中缘由都隐藏着一个重要规律：在军事竞争过程中，谁占据军事思想文化的制高点，谁就可能点燃军事力量迸发的引线，并最终赢得主动。
只有把眼睛永远盯在桅杆刚刚冒出地平线的时候，才能始终走在战争前边。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在抓紧推进新军事变革、战争形态和战争观念都在不断更新的背景下，我们打造强军文化，就是要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下，勇于到中流击水，让军事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成为强军事业不断迈进的强大推动力。
——编 者
习主席曾经用“三个前所未有”和“三大危险”概括中国当前的时局。这一论述深刻表明，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将风险视为砥砺、把机遇化作成功，正是时代对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真正考验。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洞察世界军事发展的特点，创新军事理论，激励军心士气，打赢新型战争，以军事战略保障国家战略突破各种内忧阻碍和外患伏击，是当代中国战略家和军队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而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军事兴衰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思考这一课题颇有价值。
1、思想是历史的脉动
德国是欧洲大国中实现现代化较晚的国家，也是近代中国的“军事教官”，颇具他山之石的“端详”价值。
在雄图大略的腓特烈大帝死后，统一的普鲁士仿佛失去了灵魂。全社会到处弥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军队将演习变成演戏，将军事文化“文艺”化，结果在1806年与用新式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军对阵时一触即溃。拿破仑在大军团的第22期公告中写道：“像是秋天的薄雾遇上了冉冉升起的阳光，普鲁士军队就这样消散了。”
形式主义的背后是老气横秋的惰性。普鲁士素有尚武传统,但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军官队伍已经非常老化。有资料显示，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年逾八旬，13名将军79岁， 60岁以上的将军有62名。而打败普鲁士这一年，拿破仑才37岁。在法国大革命和军功制度激励下，年轻的法军军官充满了建功疆场、争当元帅的豪情。
26岁的上尉克劳塞维茨在这次战役中做了俘虏。对照生龙活虎的法军，他看到自己国家军队战败的主因：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样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军官们更在意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不是作战；在演兵场上无休无止地重复操练，只会使“军队的精神”变得“完全不好战”。
80多年后，几乎和普鲁士一模一样的悲剧发生在晚清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北洋水师将领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普鲁士比晚清中国幸运的是，在军队和国家惨败中涌现出的战略家很快受到国家重视，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克劳塞维茨从战俘营出来，进入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参与设计新型军队，并在7年后参加了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战争，试图以军事理论创新和精神激励，破除曾经导致自己国家蒙羞的军队思维僵化和意志低迷。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站在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山峰上，老毛奇设立参谋本部，大大提高军事效率，并把最新技术革命成果引入战争。军事制度的划时代创新与“普鲁士的铁路政治”相结合，为德国赢得了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原有军官团精通军事理论、严格训练、意志坚定等军事品格的基础上，重视战略家和最新技术革命的军事应用，成为德军的新传统。
2、是谁造成了晚清“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晚清在甲午战败后一蹶不振。被八国联军赶出紫禁城之后，光绪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说得头头是道，但通篇竟没有一字自我批评：是谁造成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日本明治初期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曾一针见血指出：“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至死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习”不改。
“资格限制”下的晚清人才什么样？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曾向皇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其实，这哪是乏才的问题，根本就是官场死气沉沉、生气已无的气象。当过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嘉庆朝军机大臣、道光朝宰相、被视为帝之“股肱心膂之臣”的曹振镛，教他的门生如何平步青云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晚清并非没有如克劳塞维茨一样见解深刻、胸怀大志之人，只是未被目光短浅、愚蠢自大的统治者重视而已。曾国藩有一位幕僚叫赵烈文，在洋务运动刚开始、一切貌似欣欣向荣的1867年，就预言“本朝”将“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结果如赵烈文预言的一模一样。但高瞻远瞩的赵烈文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个隐秘的预言家，根本无缘参赞国家军机。为怕直言惹来灭门之祸，他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深藏箱底。
同样是留学英国、胸怀大略，伊藤博文当了日本首相，而严复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旁议学者。此外，北洋水师还有个小官叫姚文栋，处处留心研究日本，并怀远征日本之志，但至死都处在体制的边缘。孙中山屡次给“李中堂”建言献策，但终无一用，被迫反清创立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