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
在二战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最独特的一支武装，其装备最差，但战法却最超前。如果说美国是在核武器出现后才开始转向思想战为主、军事战为辅，毛泽东则早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人民战争思想，不仅包括军事战，更含有思想战、文化战、经济战的先进元素。
论持久战，绝不仅仅只是论军事持久战；游击战也绝不等于正规战的缩小。日本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失败者。
在《华北治安战》中，日军从战败者的角度反思，详细描述了人民游击战争其组织架构的全民性质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先进形态，指出这场战争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凝聚和组织管理革命，仅民众自卫队即达人口的十分之一，还不包括妇女队、儿童团、老年队。日军对中国共产党武装“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思想战威力十分惧怕，“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分别在华北树立新民思想，在蒙疆树立兴亚思想，在此基础上力图达到舆论的统一”，但是，“这些思想，是在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理论、中国的传统思想及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仓促拼凑的”“无法与共产主义相对抗”。日军承认，“在中共方面，他们拥有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于1944年靠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党内思想，对于党外，以‘抗日’思想团结大众，以严厉的除奸工作加强统一战线”；“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也以党为核心，全体党员、全体战斗员均作为思想战线的战士进行活动。思想战并没有界线，所以赞成中共的人也广泛出现于中共游击队战区以外的地方”。日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荼毒，宁死不降。但是，在敌后战场，却有很多日军士兵协助八路军进行反战工作。伪军、伪组织中认同八路军、新四军的人也为数众多。
一直有人以纯军事的观点对比国共两军的战绩，这是没有战争常识的表现。战争的最高境界永远是攻心为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于降将如云、降兵百万的蒋军是十分蔑视的，但对于用人民战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其解放区的民众，则充满敬畏与无奈。日军说，“中共主要是依靠民众来进行游击战，其装备远远落后于英美苏军。因而，对付这样的军队，与其使军队的装备现代化，倒不如使军队精锐化。所谓精锐化，就是说，在进行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治安战即游击战、政治战、思想战等多种战争的情况下，都要具有取得胜利的实力”，日军也意识到“面对变化无穷、进行高度游击战的共军……必须把政治战贯彻到底。因此，所有官兵都必须是具有坚韧精神、精通政治的精锐战士”，但日军始终也没有学到中共军民的法宝，到日军投降时，几乎所有日军都处在中共军民的包围圈中，而“国军”却几乎全部蜗居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以至于日军一下子找不到受降的中国“政府军”。
毛泽东最早认识到“战争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并成功地用之于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以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民族之林、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焕发民族精神，而血与火的抗战，只是凝聚民族魂的大熔炉。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充满了以人民战争的烈火烧死日本帝国主义“野牛”的信心和决心。
美国前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曾用动情的笔触感叹北上抗日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阅读长征的故事使人们感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随后新中国的建设，大庆、红旗渠、两弹一星，每一个军事、经济和科技奇迹的背后，都有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威力汹涌澎湃。
正因为拥有不竭的思想和精神动力，毛泽东不仅敢于在军事上相继破灭日本、美国、苏联貌似强大的物质神话，更看破原子弹的“纸老虎”实质，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巨大危害，预见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后的国家危险，以确立共产党为全民族统一信仰的精神图腾，不仅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也彻底扭转了民族分裂主义倾向，使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空前团结，新中国始终保持着钢铁一样的“凝聚力”。
今天一些人攻击毛泽东，就是看到中国国魂和军魂的符号意义。外国学者曾评价“毛是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敌对势力“第五纵队”对毛泽东的种种攻击，就是要砍掉这根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统一的“绳子”，让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鱼肉。而种种疯狂污蔑我军英雄人物，丑化、虚无我军光辉战史的现象，仅仅是网络时代信息思想战的一个局部。我们对此决不能听之任之。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中国共产党面临新考验。
温故而知新。光荣的历史，艰巨的使命，召唤着我们也鞭策着我们，迎接新挑战，创造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