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端未启、结局已定的战争
中国人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与西方人的“打仗就是打后勤”之意可谓如出一辙。引申为现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来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
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一战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场之外双方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方面的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同盟国与协议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的了解，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
“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对德国人来说，那时再动手，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以及流动性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
在这种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难得德国人还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费用做出了预算：
“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他完全不曾料到，开战以后，“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更不会料到，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高达2200亿马克。
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那么，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更加异想天开：“德国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将来取胜，赔款就是净利润。”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定的作战计划，同样也令人惊讶的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德军将士牢记施里芬的遗训：一俟开战，“袖拂英吉利海峡，以六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既避免两线作战，又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且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后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之前，若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么？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至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如果在如此清晰的对比下，还能下开战的决心，那么，除了疯子，还会有谁这么干？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为时已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