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词真正得以在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
反映甲午战争的浮世绘，被美化的日军和被丑化的清军反映甲午战争的浮世绘，被美化的日军和被丑化的清军
作为又一个甲午年，2014年国内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念活动，同时通过决定，将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作为悼念日军屠杀死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
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自然有必要，但不能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应摆脱固定的“脸谱”式描绘，从民族文化的维度，探索当年东洋武士乃至民间的对外扩张思潮是怎样形成的。
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日本人，参加“皇军”前大都是老实的下层工人、农民，到了中国大地上却成了凶神恶煞，其思想根源除了“皇国至上”的教育，也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流行的蔑华、辱华风气。
仰视、平视和俯视
笔者小时候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抗日题材电影中那些“鬼子”的狰狞形象。后来接触到一些在华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看到他们总是弯腰行礼的样子，观感虽有改变，不过认为他们毕竟不是军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好的时候，笔者又参加接待过一些日本来华的访问者，包括昔日曾当过“皇军”军官、士兵的旧军人。90年代初我到日本的时候，也曾会见过参加侵华的老兵和“帝国军官”。这些人彬彬有礼，看上去大都是本分忠厚的老头，很难想象他们参与过骇人听闻的暴行。
那些日本老军人见到我这样兼有学者和军官双重身份的中国人，一般都回避谈自己在中国打仗的事，反而愿意谈在军营中受的虐待和战时遭受的痛苦，意思是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一提到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时，他们大都马上沉默，或简单地说那是上司的命令。这种态度，其实也反映出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共同心态。
据一些专门采访老兵的日本学者统计，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战争罪行并表示对不起中国，一成左右的人还坚持“大东亚战争”有理，七成的人虽对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却又认为“当年打仗是没法子，打起仗来军纪也难保证，难免有施暴的事”。这种比例清楚地表明，战后日本社会并没有清算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至于年轻一代日本人，多数对侵华战争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大都笼统地认为“战争就是不好”而没有是非观。
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来一直鼓吹“大东亚战争正义论”。为此，自然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在华暴行，面对无可辩驳的犯罪铁证也只称为下级官兵的“军纪”问题。这种右翼思潮的兴起，自然会使多数日本人不能正视过去的侵略罪责。
追溯起来，中国过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国，不过其对华态度却经历了仰视、平视和俯视三个阶段。
在中国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对华基本是仰视，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转为平视。日军借所谓“神风”(即台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后来出现百年倭寇之患和丰臣秀吉侵朝，幸亏明朝军队在朝鲜打败日军，才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自此以后半世纪里，日本人傲慢地自居于中国之上，形成了俯视。
宋明两朝相继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后，日本的上层和文化界便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母国已沦为蛮夷之地，东方的文化精萃已转移到他们这个所谓的“日出之国”。在幕府后期和明治维新后，“皇国是世界的中心”成为日本的基本教育理念。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对“落伍民族”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征服，旅顺大屠杀等暴行就是在此种观念下制造出来。此后几十年，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越拉越大，日本社会上蔑视中国的观念日益强烈，其军人在华挥舞屠刀也就如宰猪羊。
设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部队，集中了日本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医学界精英人物，他们在中国人身上搞活体试验的凶残行径骇人听闻。据统计，参加这一部队的3000多人中，战后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出来揭露并反思罪行。他们都说，当年进行那种血淋淋的试验时，只将受害者看成“马鲁太”(即木头)，部队中“同情中国人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