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豚尾奴”到“支那人”
多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侵略者的台词中往往使用“中国人”一词，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那时东洋社会上只轻蔑地使用“支那人”之称。这一词汇对于现在中日两国的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然而在日本侵华的年代，这是一个带有国耻烙印的称呼，让中国人感到刺耳痛心。翻阅当年日本的出版物，随处可见“支那驻屯军”“支那派遣军”“日支关系”“北支治安战”之类用语，而根本不以“中国”相称。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访问过日本最大的华人居住区——横滨中华街，了解到了“支那”这一称呼在当地的出现和消亡。
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一个几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岛国，除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很难在此立足，更不易形成区域性的社团。在海外以擅长开拓著称的华侨，从明代以后虽不断有人东渡经商或定居，却也仅仅在横滨城内只有几亩地大的唐人街上多少开创了一点局面。至19世纪末，横滨的华侨约有2万余人，主要经营中国土特产杂货贸易和“中华料理”。甲午战争之前，一般日本人对作为自己文化源头的中国还持有某种尊敬，横滨的华侨尽管也受到一些排挤却不至于公开受辱。自从“日清战争爆发”的售报铃声响起后，“猪尾巴”“豚尾奴”就成为日本社会上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唐人街上的华侨男子一走出街区，就有日本小孩在后面追逐，有时还肆意扯其辫子，口里喊着“清国奴！豚尾奴！”路边身着黑制服的警察看到，不仅不加制止，还往往放声大笑。
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日益横行，东洋三岛上华侨的地位日低，留日学生也愈受蔑视。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不能再称中国为“清国”，中国人也都剪去了辫子，没有“猪尾巴”了。日本人从此轻蔑地称其为“支那人”。那时，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横滨唐人街上的华侨同日本人也经常来往，他们都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言语：“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好像是支那式的。”“那儿怎么不打扫干净，脏得像支那人一样。”甚至日本小孩子吵架也常这样骂道：“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当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自传小说《行路难》中曾经痛心地感叹道：“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其实，侵华时期的日本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意识到，公开辱华会刺激中国留学生的反日意识。荒木五郎在日本众议院演说时就提出：“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态度，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话虽这样说，扩大侵华的需要使日本当权者仍在社会上煽动辱华风气。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是“留美亲美，留日反日”，前者虽未必准确，后者却大致不差。
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足于“支那”这一贬词，还在社会上蔑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在日本的华人外出时，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辱骂。
鼓吹本民族地位至上，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生存空间”，并视被征服国人民如草芥任意杀戮，是20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德国纳粹自诩日耳曼人是“优秀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这也是其党卫军、国防军乃至冲锋队犯下反人类的集体屠杀罪的思想基础。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东方其他民族的轻蔑，同样是驱动其侵略扩张和制造无数暴行的思想基础。
战胜国终于被称为“中国”
1945年“八一五”投降之后，当日本人大都垂头丧气不知前景如何时，在日本的华人感到真是变天了。他们走在街上不再听到辱骂声，面对在日本登陆的美军先头部队，日本年轻妇女纷纷剪了头发换上男装四处躲避，横滨的华侨却自豪地走上街头欢迎前来的“盟军”，同时还将街名“南京町”堂堂正正地改为“中华街”。
日本战败后百业萧条，海外的数百万军民又遣返归来，饥饿和失业像两条鞭子抽打着大多数日本家庭。城市街头，大批穿着破旧军装的男人终日徘徊，为生活所迫的女人则在美军驻地附近公开拉客，通常一次索价仅1美元。此时，华人作为战胜国的侨民，却享受着“联合国人”的供应待遇。美国占领军不许普通日本人经营粮、油、糖、肉生意，华人却不在限制之列。华侨们利用这一良机，大开餐馆和杂货、洋服店铺，积累了资金，中华街就此成为横滨的繁华区。中华街周围的不少日本人一改过去的鄙夷态度，对华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反观旅日的朝鲜人，其国家已独立，因此被取消了日本国籍，同时又不能享受战胜国居民的待遇，多数人生活反而更加困窘。相形之下，华人由衷地感到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战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放弃了向日本派遣占领军。不过，经过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的强烈要求，美国占领当局命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支那”一词。在中国抗战胜利9个多月后，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向国内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了《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7月3日，日本教育次官也正式向国内各学校发出通知：“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通知里虽然带着战败后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令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从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战胜国，但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表现令许多日本人轻蔑，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形势又没有改变，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应有的尊重。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民间相互之间谈论中国时还习惯使用“支那”一词。
“支那”一词真正得以从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美国舆论惊呼遭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抗美援朝的战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由苏联递解过来、一向表示不服的战犯们，重新认识到自己老对手的强大力量，多数都低下了脑袋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在日本的老一代华人从切身的体验中也大都深深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挺起了腰杆，朝鲜战争才使他们的祖国被承认为强国。
“中国”一词，就此才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