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学不了游击战
国民党当局后来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由于战局转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一个新战场，并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的战场相拼。蒋介石当时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干预。英美却未以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国民党上层就不能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战略，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当时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杂牌”武装，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
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了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并决定国军部队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也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
为了让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请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二人担任正副教育长。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对此国民党方面都深以为然。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当时八路军的教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对这一点，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中共方面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不过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的军队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开展。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而增加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的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国民党当局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旧将领、曾在1924年出面将溥仪驱赶出宫而闻名的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外，又含有“一石二鸟”之计，是想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鹿钟麟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之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鹿本人却一度利令智昏，网罗在敌后的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并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并争夺地盘。鹿部因没有群众基础，遇日军攻击便到处游动，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鹿钟麟回重庆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为人当工具，其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日本充当了伪军。
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在鲁中的原东北军于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于学忠本人在1943年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总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
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也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
